独家｜黄燎原：我都50岁了，再妥协就是混蛋

导语：想要说清楚黄燎原的身份似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他曾是中国摇滚音乐的领军人物，在摇滚乐队难等大雅之堂的年代，他让它走进了剧院、音乐厅、体育馆，他当过记者，写过专栏，也担任过唐朝、二手玫瑰乐队的经纪人，是中国摇滚乐最活跃的推手之一；他策划的贺兰山音乐节，在三天内吸引了十二万人次观众，为如今中国户外音乐节的井喷状发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04年，黄燎原一手玩摇滚，一手又伸向了现代艺术画廊，他和张浩铭合伙创立的北京现在画廊，开幕近七个月便开始盈利。

这位身份复杂的文艺工作者，身材消瘦，常年背着一个绿军包，脸上的胡茬清晰可见，他说话不快，对所有问题都耐心的解答，但平静的背后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一股自信的坚毅与不妥协。作为惟一一个和北京文艺圈各个圈子都熟的人，黄燎原对音乐和艺术都有着自己独到而清晰的见解，如今的他，没有年少时期的自不量力，也没有暮年状态的故步自封，对音乐，他的摇滚信仰从未改变。对艺术，他的美好追求更是日趋笃厚。他用自己的方式与当代艺术圈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由地游弋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

整理：马笑

采访现场，摄影：杜云峰

中国摇滚乐像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搜狐文化：在媒体或互联网上，很多人都特别有写摇滚音乐史的热情，你觉得中文摇滚乐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有过辉煌的阶段吗？

黄燎原：我觉得摇滚乐在中国发展的这三十多年，有过高潮，但还没到辉煌这个程度。因为我个人仍然觉得中国摇滚乐还在起步的阶段，虽然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和它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一样，也还在起步阶段。

搜狐文化：你刚才你说的“好的时候”，大概指的是什么阶段呢？

黄燎原：一个是开端，崔健、唐朝和黑豹他们所处的早期摇滚乐刚开始的阶段，当时虽然是一种地下的状态，但实际上它触碰到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神经，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些精英阶层也会反过来影响大众，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文化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也就是 “魔岩三杰”的时代，，那时大家开始关注摇滚乐这样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了。另外2000年左右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形式更加丰富，不像早期那么单调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八九十年代的摇滚乐除了比较朴素和尖锐，还好在哪儿？

黄燎原：从音乐形式上看，对中国音乐是一个补充和发展。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流行音乐基本上都是口水歌的阶段，摇滚乐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二它在思想上也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那种反抗叛逆的自由精神，在我们原来的音乐作品中也是没有的。事实上不光是建国以后没有，就连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这些元素在中国音乐中基本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中国摇滚乐是横空出世的，我在九十年代接待过一个叫Susanna的留学生，她说西方摇滚乐其实是在反抗家长制和既有音乐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中国的摇滚乐是怎么开始的呢？我说其实中国没有一种能让你去反叛的音乐形式，也没有对家长制的反叛，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搜狐文化：中国摇滚乐这三十多年的反叛，大多是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对抗，你觉得现在这些九十年代出生的摇滚乐新人，他们身上还有这种反叛的态度吗？或者他们的反叛对象是什么？

黄燎原：实际上我和那些九十年代以后出生做摇滚乐的人接触不多，他们当中知名的乐队也比较少，我现在时间比较有限，没有太多时间去听这些东西，所以也不敢妄加评论。就80后的摇滚乐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传承了早期摇滚乐的一种精神，只是时代变了，他们换了一些做摇滚乐的方式。

搜狐文化：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黄燎原：比如原来是一种怒吼的方式，现在变成了一种幽默调侃的方式。在音乐形式上，他们会选择相对非大众化的方式，在歌词方面也带入了很多新鲜的词汇。另外对社会也不再是重拳出击，可能只是去挠挠痒痒，走走擦边球，最后在表演形式上也有所变化。

搜狐文化：可不可以理解成80后在摇滚音乐创作方面有一种暧昧的状态？

黄燎原：我觉得很难讲是不是暧昧，因为每个年代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以60后的态度去看待现在的创作。我们那时势单力薄，需要团结，大家要站在一起才能形成力量，而现在年轻的孩子们成长在一个相对比较好、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也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跟我们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同样的标准去评判他们，而且每一代人都会成长为社会的顶梁柱，每一代人对社会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把民谣和摇滚乐并在一个“独立音乐”的大范畴来说，我觉得他们与流行音乐、电视选秀、影视歌曲或者偶像歌手还是存在很大差别。

搜狐文化：你作为六十年代生人的摇滚音乐人，当时所对抗的是不是集体主义的状态?

黄燎原：原来的中国是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状态，大家都听从同一种教导和教诲，所以在那时，这一小撮人很想发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声音，这种对抗性也比较明显。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融入到了社会大潮，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越来越多，即使一个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会有很大一个群体去呼应，于是他自己的声音就显得没那么抢镜了，除非你是真的特别另类。

早期摇滚乐反抗的是父权制

搜狐文化：你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摇滚乐的？

黄燎原：八十年代。因为我父亲当时驻美，他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一些摇滚乐的磁带，我自己也会看一些书，比如第一代摇滚人都看过的那套《光荣与梦想》。我最早就是在那里了解到的摇滚乐，我当时好像还对那一部分做了专章的介绍。后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还翻制过一些我父亲带回来的摇滚乐磁带，拿到各个大学去卖。

搜狐文化：拿双卡录音机拷贝吗？

黄燎原：还不是双卡，我们找到了一个能用专业拷贝机一下录50盘、100盘的地儿。我们那时才上中学，每个磁带拷贝一两百盘，跑到北大之类的大学去卖，除了卖这些摇滚乐专辑还卖过苏芮的专辑，因为苏芮在那时也是一个不同的声音。那时候卖的很好，基本上都卖完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为什么摇滚乐最早发生在北京？

黄燎原：因为北京是一个文化中心，在那时的中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所以它对文化的发展很敏感。

搜狐文化：但上海在那时也是很发达的。

黄燎原：我觉得上海的发达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北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驻外的使馆比较多，那些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会带来一些磁带，也会组一些乐队，在北京的酒吧进行演出，这也成为了一个孵化器，另外各大部委都在北京，这些部委当中有很多出国人员，他们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我父亲就在美国嘛。

搜狐文化：你父亲在哪儿？

黄燎原：在新华社，平时新华社大院、文化部大院、外交部大院还有铁道部大院的孩子都喜欢在一起玩，他们的家长都是外交官或者文化部的官员，很多都在国外，每次回家都会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和消息。

搜狐文化：我认识一个美联社的记者，他说崔健当年就经常去他们公寓那边淘磁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像你们这种大院子弟是最早获得外界资讯的一批人。

黄燎原：应该是，我刚才说到的那几个大院可能是在中国相对比较封闭的年代里，能够较早接收到新信息的地方。

搜狐文化：对于那个年代的普通家庭来说是没有这种渠道的。

黄燎原：其实北京当时还有几个渠道，我在高原出的那本摄影集里还写过，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东绒线胡同，里面有一个叫“内部书店”的书店，只供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去买书，那时中国还没加入版权协会，所以可以翻译很多科技、文化、历史、哲学的读物，在这些书店里打着内部交流的旗号来卖，我父亲有时会有这个书店的书票，所以我小时候也会去那里买书，比如卡扎菲的绿皮书，还有新翻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书。另外还有一个更多人能接触到的渠道，是在王府井的锡拉胡同里，有一个外文书店的分店，也在卖这种我们不能正式出版的书。

搜狐文化：我们刚提到一个“大院子弟”的文化概念，很多影视作品都提到过，他们的生活相对更优越一些，比如可以拿到书票去买书。但身为大院子弟，你们真的没有反对过家庭和父母吗？

黄燎原：其实是有的，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讲究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国家，它的秩序感特别强，可反对的东西更多。其实我们家算是一个很开明的家庭，但仍然会觉得有很多束缚，所以我们很早就搬出来住了。

搜狐文化：在八十年代从家里搬出来住，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

黄燎原：对，因为那时的家庭条件还可以，花三块钱就可以在海淀，当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地方租一个房子。不过偶尔也会回家住，方便聚会，比如我在哪里买到一本书，我朋友就可以通过我拿这个书。

搜狐文化：你们当时在本质上反抗的是什么呢？

黄燎原：其实反抗的不是父辈、而是父权制。因为父权制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比如中国是工厂式的教育，会硬塞给你很多东西。我记得以前淘到过一本我们上一代人看的书，叫《中国语文》，那里面有很多我们读不到的精粹文章，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口号式的语录，那我们肯定不满足于这样的状况，就会想方设法去看自己没看过的、有意思的东西。

60后这一代人的反抗是有价值的

搜狐文化：在小说方面，大院子弟是如何开始接触的呢？

黄燎原：其实流行的大院小说写的基本都是部队大院，我们这几个大院的生活跟部队大院还是有区别的，当然比我们大的孩子也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可能也是因为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另外我也有很多关系很好的、在胡同里长大的同学，我们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那个文化很缺乏的年代，这种有文学理想的孩子就会变成稍微另类一点的存在了。而这种文学理想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奇心，它对摇滚乐这样一种新鲜东西会有很强的敏感性。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看来，60后这一代人的反抗，到最后是有效的吗？

黄燎原：我觉得起码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这一代人，中国文化的进步肯定没有那么快，对于独立思考的追求应该是从50后那代人开始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变成了一种延续。其实上山下乡的知青给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小时候是很崇拜他们的。在我们使劲读书、吸取知识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真正有生活的人了，在生活这方面我们跟他们相差很远，而且那个时候读书读多了，会特别向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去广阔天地施展自己的状态，而且很多知青都是在受过很多苦之后考上的大学，那一代人在我们成长的时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营养。

搜狐文化：类似兄长式的那种影响。

黄燎原：对，这种影响特别好，跟父权制完全相反，长大以后就会发现，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影响最多的人一定不是父母，而是朋友和周边的人。

搜狐文化：这种反抗或者说反省和批判，在进入消费时代的时候，是不是很快就消散了？

黄燎原：在中国，美术上有批判消费时代的思潮，其实在音乐上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警惕，起码我个人是有的。比如说我带二手乐队的时候就时常跟梁龙谈这个事，我觉得如果我们乐队仅仅能够进入中国摇滚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乐队都可以进，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进入中国文化史，这样才会有意义，否则我们都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种思考我在《烂生活》的扉页里也提到过，我在那里给出过自己关于摇滚乐是什么的一种想象，大概写了十几二十条，最后我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要时刻保持对世俗生活的警惕，你可以奋不顾身的投身于世俗生活，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旁观者的身份，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其实即使到现在，虽然我已经超过五十岁了，但还是保持了这样一种愤青的态度，这在骨子里是变不了的，但是还有很多东西确实也在变化，比如现在读书的人比以前少了，我看了一下现在买我诗集的这三百多个人当中艺术家很少，诗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我之前在我微信里也说过自己不会送书，这种送书的风气让大家都养成了不买书的习惯，但我觉得如果送给不给兴趣的人这个书就浪费了，所以自己去看就挺好的。虽然平时我们这些艺术家都会在一起聊天，大家也都还挺有理想，但现在读书的人确实少了，我在微信里也说过，我想让这本书回到自己小的时候，几个人在一起，自己办刊物，自己写，自己打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临刊的状态。我们也不送人，你要是喜欢就买一本，我也不建议一个人买一本以上，别人碰巧看到了你买的这本他很喜欢，就让他自己来买。与其送给不感兴趣的人，还不如让我自己卖十年，一点一点赚。

（黄燎原 烂生活）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摇滚乐还有力量吗？

黄燎原：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从八十年代以后，摇滚乐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主流化了，但在中国，摇滚乐和当代艺术一样，它们依然还是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位置。正是这种边缘化，让它们还保留了一些先锋性、前卫性和批判性。虽然这些年音乐节和喜欢摇滚乐的歌迷越来越多，但相比于大众流行音乐和选秀出来的明星，摇滚乐还是极其小众的。但我相信中国摇滚乐会像全球摇滚乐一样，慢慢地进入主流。其实对于这种主流化，我个人是一个很含混的态度。我从内心深处特别希望它可以主流化，这样音乐家也会更容易传播自己的思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摇滚乐。但是它主流化以后也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

搜狐文化：会被消费时代的某种状态给抵消掉。

黄燎原：对，我觉得会，而且从创作到传播都一体化了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不是滋味，但我还是期待这一天能够早点来。

搜狐文化：是失落吗？

黄燎原：也不能说是失落，因为你为之奋斗了这么久确实还是想看到那一天的。但在滋味上肯定会有改变，好像那一天一旦到来，你的使命就完成了，可能是有一点失落吧，我之前没想过这个词。但我相信我们还会去新的领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搜狐文化：我觉得是60后的人和50后、40后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很有责任感。

黄燎原：是，我自己也会总结，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一代人。

搜狐文化：总得为社会做点什么。

黄燎原：对，我觉得是。

搜狐文化：我为什么说失落呢，在九十年代或者2000年左右，摇滚乐和摇滚歌手很容易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参照对象或偶像，比如崔健很有批判性、很个人主义，但到了物质非常发达的现在，成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潘石屹会成为一个标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失落感，而不是那种简单的抒情。

黄燎原：其实我们一开始做摇滚乐的时候，都觉得前途是没有亮光的，就是一条死胡同，根本没想过会有看到黎明和天亮的那一天。但是后来突然发现我们可以上音乐节了，好多人也都知道了你，这其实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在那个年代摇滚乐只是一种兴趣爱好，我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广这样一种东西。到了现在，各种各样的偶像越来越多，反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有了很多改变。比如虽然我不是特别会跟别人相处，内心深处也特别腼腆，但我以前在做事方面是很张扬的，是一个好大喜功，特别想把所有事情做到最极致的人。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比较低调生活的人了，虽然还在努力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不一定非要让别人知道。

搜狐文化：自己探索更多的。

黄燎原：对，就是说。

搜狐文化：深入的东西。

黄燎原：对，小时候可能太皮毛了吧，虽然现在也很皮毛，但现在有想往深走一点的愿望。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会认识很多人，其中有很多都是富豪，还有很多名人，但在我个人的概念里，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现代社会是表面上的独立，思想上的同质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有全国解放的那种感觉吗？

黄燎原：对，我刚才也提到，早期大家是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现在可能是千人千面但还是万众一心，大多数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想的是怎么发财怎么成名。

搜狐文化：是不是成功学？

黄燎原：对，就是一个成功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想过这种事情，那是一个极端讲究个性的年代。后来很多人都说70后、80后这一代人才是最独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些6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人，要靠互相拉紧胳膊才能够站立，才能够抵抗风寒，有一种很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大范围内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对抗大集体的小集体。现在是一个属于个人化的世界，但这种个人化在我看来又有一种同质化，虽然表面上每一个个体都很独立，但在思想上他们又更加同质。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个同质化是什么造成的？是消费时代造成的的，还是互联网和消费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黄燎原：我觉得是消费时代，它可能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

搜狐文化：摇滚乐是在二战后的和平年代产生的，西方年轻人想要寻求一个出口进行突破，在中国很多人也曾幻想过，一旦进入消费时代，大家就有钱去买琴、有空间去排练了，就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摇滚乐，但现在看来，虽然摇滚音乐、摇滚乐队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像崔健那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人物出现了。

黄燎原：因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更多选择的世界，选择一多就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而我们那时的选择比较少，容易把目光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另外文化偶像跟大众偶像的区别就在于，大众偶像很容易产生也很容易消散，而文化偶像是很难消散的，比如哪怕你现在不听摇滚乐了，但你对崔健还是有情结的，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摇滚乐诞生在二战后的美国，除了婴儿潮之外，我觉得它产生的一个最好契机是和平反越战的情绪，比如著名的旧金山的爱之夏，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刺激，让大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去反对，这种力量也就容易出来，而现在社会已经失去了明显的靶子，只有你细心地去体验这个社会，体验体制内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才有可能写出一些批判性的东西。事实上除了对现实的批判，摇滚乐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歌颂作用，类似一种对乌托邦生活的向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题材。

搜狐文化：从2000年左右开始，有的乐队开始签大的唱片公司了，比如汪峰就慢慢脱离了鲍家街，鲍家街里面有很多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反省，还有对社会的观察，但后来就变成了像《北京北京》这样有摇滚色彩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摇滚音乐家因为创作状态的原因已经消失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一群人？

黄燎原：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一代都会有自己的代言人，我确实很怀念鲍家街时代的汪峰，他们那时的音乐素质都很高，做的东西也很好。但汪峰现在的状态我也理解，他也一直说自己还是摇滚音乐人，起码他在给摇滚音乐做一些传播和普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我相信汪峰还在努力地写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歌，只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和以前有了不同。虽然我们走的道路慢慢分开了，我也很少听他的创作了，甚至很多乐迷会说汪峰是伪摇滚，但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在努力地去写一些他认为不一样的、有关怀的东西。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汪峰也很反感，但这些年就平和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而且他的努力大家也看得到，所以他的作品我是否喜欢已经不重要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什么比摇滚乐更具有打动年轻人的力量？

黄燎原：对于我而言是读书，书有很多的形态，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智慧，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保持每天读书的习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比读书更刺激人的事情了。

搜狐文化：可是读书和摇滚乐一样，都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你所说的是哪一个类型的书呢？

黄燎原：这就是各取所需了，我只是看自己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搜狐文化：你还会看类似于《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书吗？

黄燎原：我会看，我还会看一些关于左派右派、流亡知识分子的书，还有很多新左派论战的书，比如说左岸和右岸，或者德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俄罗斯前苏联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看。但其实我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比如美术史这种跟我的工作有关的一些内容。

中国摇滚乐现在仍然没有停下进化的脚步

搜狐文化：摇滚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变化是非常大的，你觉得中国摇滚乐现在还在进化吗？

黄燎原：我觉得还在进化，没有停下这样的脚步。现在之所以要拉民谣进来，也是因为民谣这些年的进步挺大的，虽然有的很受欢迎的民谣我也不爱听，但他们还是在走着一个跟我们不同的道路。我其实也听了一些地下摇滚乐队的东西，有些写的也挺好的，但数量不多，所以很难推广。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目前也不愿意到地上来，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另外现在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那会儿基本上都是专职的，要靠这个为生，而现在新的摇滚乐手、民谣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这样一个事情，这就跟西方很多音乐人是一样的了。尤其在成名之前，基本都是非专业的，一炮而红以后就变成专业的了。

搜狐文化：对，当时摇滚音乐人的状态是我只想做这一个事，而且别的事我也不会。

黄燎原：其实那个时候做摇滚乐的人都挺坑爹的，本来是到了工作的年龄，应该去自食其力了，但还是赖在家里，要爹妈负担你的生活。所以那时家庭的负担还是很重的，我觉得像现在这样有一份其他的工作反而会好一些。

搜狐文化：你还是当代艺术策展人，在美国也有自己的策展空间，你觉得在中文领域里，当代艺术和摇滚乐有关联性吗？

黄燎原：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也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现在已经把表给列出来了，中国的摇滚乐和当代艺术基本上是同步生长的。很多重要的时间点都是一样的， 比如1979年星星画会成立，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开端，1979年和1980年在美术馆外边连做了两届美展。而中国的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成立于1980年，他们那时主要copy西方摇滚乐。到了1984年崔健成立了七合板乐队，1985年中国有了第一支电声摇滚乐队——不倒翁，而中国当代艺术著名的八五新潮也诞生在这段时间里。1989年在当代艺术领域有一个轰动事件是89现代艺术大展。中国有了第一个里程碑意义式的摇滚演唱会发生在 1990年的2月17日和18日，所以它们每一步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重合的。而且早期的摇滚人和当代艺术家也有一些联系。比如说1992年方立钧、刘炜在万寿寺做第一个个展的时候，崔健、何勇也都去看了那个展览。其实如果推及到诗歌和小说，发展的历程和它们也都差不多，诗歌可能要早一些，但小说都是差不多的脚步。

（黄燎原与北京现在画廊 图片源于网络）

搜狐文化：摇滚乐家通常都会用一种特别浪漫和怀旧的心态去回忆摇滚音乐的发展，会说摇滚乐非常边缘、非常小众，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你觉得它和社会的关联大吗，它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少?

黄燎原：其实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看老崔这回的个唱，很多著名的商人都去看了。可以看出他影响了很多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因为最开始有摇滚乐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的学生，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很敏感的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东西。而且你可以问问现在已经处于最黄金时期的这些人，包括企业家、各行业的掌门人、艺术家和文人等等，他们都是听摇滚乐长大的。

搜狐文化：比如法国午夜风暴的那一批学生，后来也都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学生从学校出来以后，很快就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了社会当中。但听摇滚乐的这些主流人士和中坚力量，是仅仅将摇滚乐当做一个口味和情调，还是真正将这种思想渗透到社会中去了？

黄燎原：我觉得崔健对中国的影响依然还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是有限的，虽然好多人都喜欢崔健，但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崔健歌词里的真正含义。但崔健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上已经渗透到骨血里了。你看老崔每次开大型演唱会，很多中年人真的是饱含热泪去听，因为他不光是一个关于青春的回忆，甚至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痛击这个世界

搜狐文化：那么到后来，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魔岩，魔岩它是一个用商业气质来操作摇滚乐，这算是最早的，但很快就消失了，你觉得这个对魔岩的三个音乐家，对他们的这种影响有多大。

黄燎原：Landy其实是一个有着一腔热血的人，他从滚石出来，用台湾的方式在大陆做了一个子公司，但当时大陆的文化并没有很成熟，大家也不够接受这个事情，虽然在当时算是很新鲜的，但对于他的老板来说，魔岩三杰并没有挣钱，所以最后只能撤出大陆这个阵地了，但他对中国摇滚乐的贡献其实还是很大的。通过商业化的运作，魔岩三杰一下子成为了一个品牌，让大家对摇滚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扩大了摇滚乐的歌迷群。

搜狐文化：70后的人一提到魔岩三杰的时候，都会饱含深情的，比如窦唯在路边骑电动车也会被人拍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黄燎原：还是有很多死忠粉吧，而且魔岩三杰在常人眼里都是病人，是三个人脑子不同程度“搭错线”的艺术家，显得很特别，也成了那个时代很特例而且没法复制的一个现象。其实后来也有其他一些比较怪异的人，但没有他们这么显性。

搜狐文化：这三个人在生活当中还有为人方面都有些不靠谱，而现在主流社会是特别讲究靠谱的，你怎么看这个事？

黄燎原：我觉得现在主流社会的靠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我们不愿意被淹没，不愿意跟别人统一思想，做整齐划一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们大家去哪儿，我偏不去哪，比如大家都去青岛，我可能就去潍坊，大家都去黄山，我就去雾灵山。这是文艺青年从小到大都改变不了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多多少少都会跟这个世界有一些隔阂，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假如大家都是统一的，那这个社会的新鲜思想从哪儿来？所以我依然同意少数人领导世界这样一个说法，这个世界是需要有一些有异端思想的人，来给人类提供真正的营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搜狐文化：在面对大众的时候，你这个话算是反动的吗？

黄燎原：不反动。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当你想要迈出自己的部族，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时，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但我从小就不缺勇气，我在这个书里也到，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想给这个世界迎头一击，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痛击这个世界，而且我以自己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为荣。

搜狐文化：在青少年时期，你和朋友都有那种出走的心态，如今已经五十一了，还会有这种出走的力量吗？

黄燎原：我还在出走，一直都在出走，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还会做出格的事情。

搜狐文化：会有无力感吗？

黄燎原：不会，我现在越来越有力量。

搜狐文化：这个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

黄燎原：我觉得是一以贯之的，内心深处很多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就算你试图改变自己，也都是对表面的东西进行改变。

搜狐文化：很多中国人年轻的时候都意气风发，会做很多特别棒的事，写很多很好的文章，但到了一定岁数都糊涂了，有的人是晚节不保，把屁股坐到主流或者官方那个里面去，有的人是真糊涂，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黄燎原：我觉得人的一生有两间事情不能做，一个是白发失贞，另一个是老骥从良，我觉得一个人只能够去做你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到了现在我们更没有妥协的理由了。

搜狐文化：为什么？

黄燎原：因为已经到现在了，再妥协就更没有意义了，现在反而应该是更尖锐更坚持的时候，就像当时我的《烂生活》要出的时候，找了几十个出版社，最后才拿到书号，因为我坚持不改小说里的任何的地方。那天我正好跟小孟喝酒，他说老黄咱们这个年龄不能再让人家来修理我们了，如果改了我们就自己印吧，咱们现在也有能力自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即使我们的发行少一点，也不能让别人来修理我这个东西。

愤青是种知识分子精神

搜狐文化：你怎么理解愤青这个词？

黄燎原：愤青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是什么？就是对这个社会永远保持质疑，质疑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你不能丢掉这个东西。其实我也很矛盾，我有时候会鄙视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清谈，比如魏晋那些知识分子，清谈误国。因为我说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我想到一件事就会努力把它做好，但很多知识分子不会这么做的。但另一方面，我从内心深处又很怕知识分子把我落下。你要是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还有点不高兴，因为我很渴望拥有知识分子那种质疑的精神。这种质疑不是因为我生在中国，如果我生在美国也一样会质疑美国的体制，质疑美国那些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为了这个社会好。如果大家全是庸庸碌碌的，也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去质疑这个社会，那这个社会最后就会变成一摊烂泥，变成一个腐败而腐朽的东西了。

搜狐文化：那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不腐烂吗？

黄燎原：虽然我的小说叫《烂生活》，但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还挺好的，尽管确实有很多我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不去做就好了，虽然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我还是会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影响几个人就影响几个人。就像《烂生活》出来以后，有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在《烂生活2》里一开头就说，我写的这个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但它也可能是未来的中国。

搜狐文化：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还是有一些理想和责任的。

黄燎原：我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搜狐文化：当你把自己的这个思想放在当下社会中时，会不会觉得可笑和无力？

黄燎原：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很可笑，但我没觉得无力，现在很多90后也开始喜欢我们，喜欢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新的东西，就是人得进步嘛。

搜狐文化：有的人会说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一晚上写五首诗的人特别多，但现在已经没人在写诗了。

黄燎原：其实我这本诗，大部分都是近两三年写的，虽然我中间也停顿过很久，但这些年突然又举得有话想说了，又有一些东西浮了起来，这个里边可能有对社会的反思，有对人文的思考，也有语言实验，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在了里边。比如我有一部分诗，故意去掉了修辞，还有一部分故意去掉了想象力，我还故意收了几首烂诗，我说这个烂诗就献给这个烂世界吧，另外我还是个激情的人，这里边也难免还有些激情的东西，但激情状态下的写作，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比如我看了一个讲古巴音乐的纪录片，特别感动，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但后来觉得写的太差了，不过我还是把它保留了，而且诗中还出现了自己对自己的评论，还有的时候我把骂街也会写成诗。

搜狐文化：我还想问问关于衰老的问题，你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呢？

黄燎原：其实我在二十年前就写过，我其实挺想衰老的，因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战斗，现在我想多拿出一些时间陪陪家人，多跟朋友们聊聊天，如果身体衰老了，你哪儿都去不了了，可能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哪也去不了了，就是不太能动了，所以你可能就更安心。我还在诗里边都写到了这些问题，我原来不喜欢自然，就喜欢人文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房子是在山里，我说每天都在群山环抱中醒来，我都有点爱上自然了，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搜狐文化：你认为摇滚乐是可以写入中国文化史的对吧？

黄燎原：有些可以。

搜狐文化：你觉得怎么切入进去或者怎么写比较好？

黄燎原：能够进入文化史的摇滚乐队，肯定是对文化有巨大贡献的。我记得有一本叫《伊甸园之门》的书，是讲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化，它主要写了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三支乐队，而且都是独立的章节，用很大的篇幅去介绍，因为这三支乐队对美国文化的影响非常的大，只有这样的乐队才可以进入文化史，比如在中国，崔健应该是毫无疑问可以进入的，但后边的人就看他们的努力了。

（黄燎原接受采访）

摇滚乐博物馆一定是非盈利的

搜狐文化：听说你是要建一个摇滚乐的博物馆？

黄燎原：我有这个想法，无论是我做还是别人做，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去给大家募捐，也可以找各个乐队去要东西，找资料，这是我至今为止未完成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其实曾经我提出这个想法的事后，后很多人来找我，有的愿意提供场地，有的愿意提供资料，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问题，就又放下了。但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吧。

搜狐文化：这是哪一年的想法？

黄燎原：十年前。

搜狐文化：没有实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燎原：因为钱，还有建博物馆需要各种批示什么的。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可以建摇滚博物馆，假如说我们去报批还是有可能批下来的，但你需要找一个永久的地址，需要一些钱来做这个事情。

搜狐文化：要有空间还要有资金去维护。

黄燎原：对。

搜狐文化：你以后还想继续做这个事情吗？

黄燎原：会继续的，我最近也听说有人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我也会支持他们去做。

搜狐文化：什么叫好呢？

黄燎原：他们是不是朝着一个有意思的方向去做的。我觉得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坚决不能为名和为利，就做成一个资料馆、档案馆，像博物馆一样，它不能是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利益群体去做，也不能有其他的附带条件。比如我收藏你这个乐队的什么东西，你要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回报，这些都不能有，它就是一个纯纯脆脆的摇滚历史纪念馆，像在克利夫兰的摇滚名人堂一样，供后代的人去瞻仰，去了解中国摇滚乐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

搜狐文化：你是不是还想借用当代艺术的方式来做？

黄燎原：对，它要有文献、还要有实物什么的，我保留了这三十多年来，大量的摇滚乐文献资料，这些都可以去捐赠，而且我跟梁龙之前也做过一些小规模的展览，我还可以去找其他人谈，让他们捐赠一些东西，反正这绝对要是一个非功利的东西。

搜狐文化：你怎么看现在有一个叫摇滚音乐家协会的组织？

黄燎原：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有一个中国摇滚工会的时候吧，因为中国是不太批这样民间组织的，即使批了可能也会受到很多掣肘，反正我是不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搜狐文化：一般这种协会都是在官方的体系里面的，但是你提到的这个摇滚乐工会在本质上和他们还是不太一样的。

黄燎原：是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一个土壤，还不到时候，比如说它能够给自己维权，而现在都是各个唱片公司或者经纪公司在分块去负责这些事情。

搜狐文化：你怎么看待现在有一些摇滚音乐人，会上电视参加音乐歌唱比赛的现象？

黄燎原：原来摇滚乐是受到歧视、不能上电视的，但现在可以了，我觉得多了一个传播的手段没什么不好，也是向主流迈进的一个步骤，只要能够坚持做我们自己就行了。

搜狐文化：你个人在当代艺术和摇滚乐之间会觉得有什么倾斜吗？或者说这个临界点怎么去找？

黄燎原：我现在没有倾斜，两方面的事情都在做。我摇滚乐的事情没有放下，当代艺术也在进行，我觉得我是一个精力比较充沛的人，可以协调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从骨子里，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

搜狐文化：你怎么和你自己独处，你觉得难吗？

黄燎原：我觉得不难，我现在的状态是比较宅的，没有特别的事情是很少去参加活动的，我不愿意参加大型的聚会，最多是和朋友们的一些小范围聚会，每天也会拿出一部分时间想一想自己是怎么回事。

搜狐文化：在思想上你怎么和自己独处，因为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思想，各种有效的无效的，一股脑的全都出来了。

黄燎原：我现在很少看微博微信了，但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发微博，微信原来每天也会发，但这些年也都少了，有的时候是为了宣传一下自己的展览、演唱会，或者书之类的。我现在的状态挺好玩的，每天梦着的东西都很有意思，所以我跟自己还挺较劲的，每天想想事，整理整理思路，写写东西，除了写诗还写一些过去的事，写一些小说，还会写美术史，但随笔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