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臧贾小军：五凉都会姑臧城略论

专辑

中国中古的都市

自汉及唐，武威郡治所姑臧城一直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最为著名的都市之一。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孔奋为姑臧长，“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①]虽则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域内曾一度四分五裂，但来往丝路的各色客商总会在姑臧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商贸活动，这对武威一地甚至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巨。北魏文学家温子升在《凉州乐歌》中写道：“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②]史书也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③]学界也因此给予姑臧城以较多的关注。[④]

一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诗人岑参在由长安赴北庭，途经武威时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云：“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⑤]其中“凉州七里十万家”句，又作“凉州七城十万家”。有学者称此诗写凉州秋夜景物，有绘声绘色之妙。但治史者往往通过此诗看到的是唐代凉州的繁盛。据《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条记载，当时“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注曰：“武威郡，凉州，治姑臧，旧城匈奴所筑，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张氏据河西，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并旧城为五。余二城未知谁所筑也。”胡注所据应为《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张轨》或《晋书·张轨传》的记载：“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因此“七里”与“七城”都能说通，不过笔者以为“七城”更加确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方行政建制与唐代有所不同，魏晋十六国时期，“州”为一级行政区，凉州所辖范围极广，包括今河西地区、新疆东、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但唐代“州”仅是“道”之下的二级行政区，与魏晋时期的“郡”相当，凉州代表的地理范围较魏晋十六国时期要小很多，与西晋时期的武威郡地理范围相近。但魏晋五凉时期武威郡一直为河西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而且已如上述，“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其基础正是五凉时期所奠定。所以虽然岑参诗中所写为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凉州景物，相距魏晋五凉时期已有三四百年历史，去五凉已远，因此以此去说明五凉及其以前凉州盛况并无不确之处，其中的差别应当只是魏晋五凉时期凉州的繁盛程度稍逊隋唐而已。正是由于魏晋五凉时期在中原一片混乱的时候，“唯有凉州倚柱观”，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为隋唐时期凉州乃至河西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我们仍然回到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诗中“七里十万家”、“胡人”、“弹琵琶”、“花门楼”、“斗酒相逢”等内容，深刻反映出当时凉州的城市建设、市民生活以及风土人情。“七里十万家”又作“七城十万家”，是说凉州城规模很大，居民众多。据“大城之中，小城有七”，可知凉州城市建制较为完备，根据不同的功用划分为七个部分，每一部分又以一定的建筑物即“小城”区别开来；诗中强调“胡人”，则汉人应当是凉州城市居民的主体，而“胡人”也是凉州城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弹琵琶”的情景，只有在市民生活较丰富的大中城市较为普遍，此时此地“胡人半解弹琵琶”，在告诉人们凉州风情与中原大地不同之外，还强调胡人歌舞在胡汉杂居的河西城镇中具有代表性；“花门楼”应当是凉州城中具有代表性的酒肆，也即诗人与友人聚会的地方；“斗酒相逢”，自古以来便是河西民众最真诚的待客之道，何况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岑参到了呢？

岑参之外，唐代许多诗人都对凉州进行了描绘。最著名的当数元稹之《西凉伎》了。诗的前半部分为：“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美酒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竟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⑥]极言安史之乱以前凉州的繁华，内容与前引岑参诗相近，而所描述的凉州繁华程度犹有过之。

二

如前所述，唐诗中凉州城的繁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五凉时期河西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前引《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条胡注：“武威郡，凉州，治姑臧，旧城匈奴所筑，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张氏据河西，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并旧城为五。余二城未知谁所筑也。”“张氏据河西”言前凉张轨及其子孙保据河西之举，而张氏所“增筑四城”，亦可为史料所证明。据《晋书》卷86《张轨传》，前凉张轨平定鲜卑反叛之后“大城姑臧”，是前凉筑姑臧城之始。其子张茂为凉州牧一年多，又“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不久“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应该是在其父的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修缮。另据张茂修缮灵钧台后对别驾吴绍所说“王公设险，武夫重闭”等内容来看，修缮以后的灵钧台应该是前凉张茂凉州牧署，也即前凉王宫。到了前凉全盛的张骏时期，“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据此可知，张骏所筑的姑臧南城，实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它以谦光殿为中心，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是宜阳青殿、朱阳赤殿、政刑白殿、玄武黑殿，四殿周围又是直省内官寺署，建筑颜色应仍是东青、南朱、西白、北黑，而中间的谦光殿虽然“画以五色”，但应以黄色为主。另，《晋书》卷86《张骏传》称，张骏初拜凉州牧、西平公诸职时，曾“缮南宫”[⑦]，未知“南宫”是否即为谦光殿南边的朱阳赤殿。由于南城为张骏新筑，所以最初周围民众应当较少，但随着南城作为新的政府机构所在地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普通民众也应逐步向南城靠拢，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张轨、张茂时代在匈奴卧龙城基础上修建的姑臧城也即姑臧旧城，应该是姑臧大城中的北城。关于姑臧大城中的东西两城，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五凉时期一直存在的姑臧东、西两苑却值得我们注意。刘汉东先生《五凉东、西苑考》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考证。[⑧]刘先生指出，两苑所在之处，当是姑臧城外，东苑在城东，西苑在城西。但笔者以为，刘先生两苑在姑臧城外之“姑臧城”，应当是指姑臧小城，也就是当年匈奴所筑卧龙城与前凉张轨、张茂所筑姑臧北城。那么五凉时期姑臧南、北城之外，其余二城在哪里呢？寻找姑臧东、西二城，还应当从匈奴时代筑卧龙城说起。如所周知，匈奴习俗，逐水草迁徙，无城郭长居耕田之业。畜牧在匈奴生产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告诉我们，当年匈奴筑卧龙城时，应当在卧龙城外专门兴建有畜牧区，这应当是五凉时期姑臧东、西苑的起始。两汉之时，河西为国家重要的战马生产基地，姑臧城外设置专门的苑所也是理所应当。魏晋时期河西民族结构复杂，姑臧城外应当仍然存在大量以畜牧为生的胡汉民众，一般来讲，承平之时这些以畜牧为生的胡汉民众更多地是作为兵户的身份出现的。这也就是刘汉东先生所论“两苑的性质是居住兵户为主的军营，但也有非兵户”。刘先生研究认为，五凉时期的姑臧“有北城、南城、东苑、西苑”，其中“东、西两苑始见于前凉，终五凉而不更，此后不见记载”。需要注意的是，《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六》称，张玄靓太始四年“五月，东苑大冢上，忽有地陷为泽”，同书卷73《前凉录七》也说张天锡三年“姑臧……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可知东苑和西苑皆为范围较广的苑囿，西苑有牝鹿，东苑还有铜佛，前引刘汉东先生文章以为“似应有人居住”，很有道理。不过史书专门将生毛的铜佛记录下来，似乎当时的姑臧东苑不仅仅是住人那么简单。《魏书》卷114《释老志》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东苑有铜佛，正好映证了上述记载，既如此，即便张天锡时代东苑尚不住人而只有寺庙和佛像，但来往的香客也应存在。在颇信佛教的前凉时代，寺庙和佛像无疑对善男信女具有重要的吸引力，所以以此为基础，东苑住户不断增多也很有可能。这为东苑在姑臧自成一个生产生活区域奠定了基础。同样，东、西苑并存，情况也应相当。《水经注》卷四十《都野泽》引王隐《晋书》称：

凉州城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⑨]

《资治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二月条胡注与此略同：

王隐《晋书》曰：凉州城东西三里，南北七里，本匈奴所筑。及张氏之世，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命曰讲武场，北城名曰玄武圃，皆殖园果，有宫殿。广夏门、洪范门，皆中城门也。

可知东西南北四城之外，还有“中城”，又“中城内作四时宫”，看来此“中城”即张骏时期在匈奴卧龙城南所筑的新城。有关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也已论及[⑩]。以此来看，到了张骏时期，当年匈奴的卧龙城经过改造，倒成了新姑臧城的北城。据上述史料，东城、北城都“殖园果”，可见魏晋五凉时期的姑臧城在修建之时往往也会修建苑囿，继承了当年匈奴筑姑臧城时形成的习惯，而所谓北城“殖园果”，应当是直接继承了匈奴时代的卧龙城形制。作为政府专门设置的两个区域，姑臧东、西苑应当各有标志性的建筑，即上引史料所谓“皆有宫殿”，这样，被认为是东城、西城也在情理之中了，只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城”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殖园果的东城与东苑表示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有关这点，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姑臧废县”条注引《新唐书》云：“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旧城匈奴所筑，张氏增筑四城，余二城又后人所筑也。其东西厢城亦曰东西苑城。”[11]《武威市志》也说，前凉时期在姑臧城外增筑了东、南、西、北四城厢，“东面的称东苑，西面的称西苑”[12]，王乃昂、蔡为民也称东、西苑为东、西城[13]，颇有道理。到了后凉之时，姑臧东西二苑人数已相当可观。《晋书》卷122《吕光载记》记载说，郭黁叛吕光之前，曾与王详共谋反叛之事，黁谓详曰：“田胡王乞机部众最强，二苑之众多其故众。吾今与公唱义，推机为主，则二苑之众尽我有也。克城之后，徐更图之。”不久郭黁夜烧洪范门，二苑之众果然尽数归附。可知经过前凉后期到后凉时期的发展，姑臧东西两苑人口颇众，已成为许多势力争取的对象。刘汉东认为两苑之众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这就正好与前述匈奴时代修筑卧龙城，城周围兴建有专门的畜牧区，以及《水经注》所引《晋书》“东城殖园果”等记载相对应，而畜牧区内一直就有少数民族居住。刘先生的论断还可从史书记载中得到证明。《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称，后凉末年，沮渠蒙逊围攻姑臧，“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萬口。城門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於是积尸盈于衢路。”“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句，正说明姑臧城外某处即为夷虏所居。《资治通鉴》载北魏兴灭北凉之役，太武帝“问贺以取凉方略，对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皆臣祖父旧民，臣愿处军前，宣国威信，示以祸福，必相帅归命。外援既服，然后取其孤城，如反掌耳。’”胡注：“秃发傉檀据姑臧，继而为沮渠所取，有四部鲜卑留居城外。贺，傉檀之子也。”[14]又据《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条 “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虽说这里描述的是河西兵马使盖庭伦和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叛乱时的情况，但武威七城中有专供少数民族居住的小城当无异议。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结构复杂，割据者为防止民族矛盾尖锐化，往往在城池之内设胡汉两区进行管理。以南凉为例，南凉末年内忧外患不止，南凉太子秃发武台与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守乐都城之计，《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记载说：

尉肃言于武台曰：‘今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武台曰：‘小贼蕞尔，旦夕当走，卿何虑之过也。’武台惧晋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孟恺泣曰：‘炽磐不道，人神同愤，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台曰：‘吾岂不知子忠，实惧余人脱生虑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溃。

在这段史料中，尉肃将秃发部人和汉族人分称“国人”、“晋人”，让“国人”聚于内城，晋人在外城距战，显然尉肃一开始就考虑到南凉的这种统治政策，而且也能反映出在南凉政治中秃发人高人一等。但即便如此，秃发武台还是对汉族人猜疑有加，所以才有武台不听劝告，“一旬而城溃”的悲剧。可见南凉政权将汉人与秃发部人区别对待。这种民族分治政策在十六国时期较为普遍。比如前赵。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指出，前赵刘聪时代，在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统治汉族人民，同时又在大单于下设左、右辅，各管六夷十万落，每万落置一都尉，采用这样胡汉分治的方式来进行统治。[15]后赵与南凉一样，也将统治民族称为“国人”。由此可知，十六国时期的姑臧城里，也划分为汉人居住区和胡人居住区，而一个区往往就是自成体系的“小城”。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认定，姑臧东西苑即东西二城，也就是主要供少数民族民众居住的两个小城，其职能应当发生过如下转变：最初为匈奴人的牧苑，西汉以后成为专门安置以少数民族民众为主的居住区，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姑臧城因其控制者的不同，居住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胡汉分治的原则一直没变，所以专门设有汉族居住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就是“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的原因之一。“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说的是唐代姑臧城的总体结构，而截止北凉灭国，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结构已与唐代相近，分别是北城、南城、东城、西城、内城[16]。

三

另外，前引史料所云前凉时期曾在姑臧城“大缮宫殿观阁”，根据史书记载，五凉时期姑臧城中的具体建筑，除了前述灵钧台、谦光殿及其东南西北四殿、至省内官寺署外，还有张骏讌其群僚的闲豫堂[17]、张骏为鄯善王所献美人修建的宾遐观[18]、张重华母严氏所居永训宫[19]、张重华生母马氏所居永寿宫[20]、张祚宫内的飞鸾观、万秋阁[21]、张天锡所居平章殿[22]、吕光讌其群臣的内苑新堂[23]、龙翔殿[24]、湛露堂、融明观、紫阁[25]、琨华堂、宣德堂[26]、沮渠蒙逊玄始十四年所建的游林堂[27]等。另据前引“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可知前凉时期姑臧城有22个城门，这些城门的名字在史书中也有零星的记载，如安昌门[28]、广夏门、洪范门、端门、青角门[29]、朱明门[30]、青阳门[31]、凉风门[32]、当阳门[33]、九宫门[34]等。

史书上对于上述十座姑臧城门[35]的具体位置并无明确的交代，但通过前引相关史料，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知一定的信息。《晋书》卷122《吕纂载记》载：

初，光欲立弘为世子，会闻绍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绍。遣尚书姜纪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总摄内外，威恩被于遐迩，辄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踰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骁骑吕超率卒二千赴之。众素惮纂，悉皆溃散。

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

根据这则史料，广夏门、洪范门、端门、青角门皆为后凉“禁城”之门，而融明观、谦光殿、紫阁都在“禁城”之内，谦光殿还应为后凉之朝堂，为新皇帝加冕之处。就具体方位而言，吕纂率众“踰北城”攻击吕绍的宫城的广夏门，可知广夏门为宫城北门；吕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东苑之众应当来自东苑，则洪范门应为宫城东门。但在《资治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二月“凉王光疾甚”条称“青角门，盖凉州中城之东门也”，未知何故。另外，《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在说到傉檀从后秦手中得到姑臧城之后，姚兴所署凉州刺史王尚“出自青阳门，”傉檀的镇南将军文支“入自凉风门”，按理王尚此后东返长安，因此青阳门似乎也为姑臧城东门。[36]至于上述其余“宫殿观阁”，综合前引史料，多为前凉以及此后以姑臧为都城的诸凉宫城内的具体建筑。宫殿观阁之间，二十二门之间，皆以“街衢相通”。

四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对当时姑臧城的规模进行估算。据《晋书》卷86《张轨传》的记载“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可知最早的姑臧城为长方形城池。至于七里、三里的具体长度，又涉及到古今长度的换算问题。梁方仲先生指出：“自汉代以后，历代计算长度，都是自尺以上，到丈为止。至清光绪34年重定度量衡制时，始规定于丈之上加上引、里这两个单位……到了光绪末年，才明文规定于尺制之外，另立里制：以‘五尺为一步，二步为一丈，十丈为一引，十八引为一里’。所附《说略》把理由说出来：‘长短度分二种。一曰尺制，以尺为单位，所以度寻之长短也。一曰里制，以一千八百尺为一里，用以计道路之长短也。’”[37]又据该书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曹魏时期的1正始弩机尺相当于0.765清代营造尺，合今0.243米；西晋时期的后尺相当于0.77清尺，合今0.2452米，我们取后者，可知魏晋时期的1里，相当于西晋1800后尺，据此表换算，西晋1800后尺合今441.36米。所以匈奴所筑“南北七里，东西三里”的卧龙城就是南北长3089.52米，东西宽1324.08米，总面积约4 090 772平方米。需要注意的是，《汉书·食货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升，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可知一里为三百步，合1800尺。仍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汉代建武铜尺合0.72清营造尺，0.231米，以此计算，一里为415.8米。卧龙城长宽则分别为2910.6米、1247.4米，总面积约为3 630 682平方米。另，属于曹魏时期[38]的嘉峪关新城2号墓，出土有两件刻度精细准确的10寸骨尺，每一寸度上、下两头都有浅刻星度，宽1.6厘米，全长23.8厘米[39]，合0.238米。按此标准计算，一里为428.4米，则卧龙城长宽分别为2998.8米、1285.2米，总面积约为3 854 058平方米，规模在上述两种计算方法之间。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标准，姑臧城的规模都远远超出北凉时期的骆驼城[40]，为河西诸城之楷模。这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论断相符：“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匈奴卧龙城为姑臧城之雏形，五凉时期增筑时就不得不受到卧龙城结构布局的约束，而“七城”之其余诸城的规模也受到卧龙城规模的限制，它们的规模不会超过卧龙城。根据前引史料“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其中“箱”即“厢”，指四城的周长。按照“五尺为一步”的标准计算，千步相当于5000尺，以上述计算标准换算，西晋时代的5000尺合3850清尺，合今944.02米，每边为236米，所以每城面积为55696平方米，四城总面积达222 784平方米。这样的四座“小城”，加上卧龙城，总面积更是达到4 313556平方米，约4.31平方公里，这还没有计算五城之间的空地。这已约为1983年《武威城区总体规划》中城区12.5平方公里的1/3了[41]，在一千六百余年之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确令人惊叹。若按《汉书·食货志》中的计算方法，则千步为6000尺，合4320清尺，约合今1000米，每边为250米，每城面积则为62500平方米，四城总面积达250 000平方米，加上卧龙城3 630 682平方米，姑臧城面积近3 880 682平方米，约3.9平方公里。而按嘉峪关新城2号墓出土的骨尺计算，姑臧城面积则为4 104 058平方米，为4.1平方公里强。又据前所论，魏晋五凉时期的姑臧城大小城内往往会修建苑囿，所以这一时期的姑臧城面积应当较上述数据更大，或当接近1983年《武威城区总体规划》中城区12.5平方公里的1/3到1/2了。这进一步说明姑臧城的确为魏晋十六国河西诸城之翘楚。这个面积4平方公里多的姑臧城，是一个北大南小，呈倒“凸”字形状的城池，似乎并非 “有头尾两翅”的“鸟城”[42]。

图1 嘉峪关新城二号墓出土骨尺[43]

图2 嘉峪关新城二号墓出土骨尺[44]

关于姑臧城的规模，王乃昂、蔡为民先生指出：“匈奴原筑的姑臧城是‘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其周长应为二十里……至前凉‘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并旧城为五’……每个小城的边长各千步，如按旧习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计，约相当于二点八里弱，四个城厢的周长共为十一里余。‘旧城’周长二十里加上‘新城’十一里，和是三十一里。由此可见，凉都姑臧的城廓规模，与西晋都城洛阳不相上下，而大于东晋都城建康。”[45]刘满先生研究所得数据也与此相当，即前凉时已有的姑臧五城，周长共达30里。[46]赵向群师指出：“讨论问题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古代礼制对‘各安其分’要求非常之严格，任张氏怎么‘大城姑臧’，张氏家族也不可能把武威城修成洛阳城的规模，那是奢僭逾制，是王法大忌。”[47]设若姑臧城规模与洛阳相当，大于建康固然令人振奋，但我以为其城周长具体数字尚待商榷。又，前已论及，姑臧城是一个北大南小的倒“凸”字形城池，其中对城周长度的计算就不能是将“新城”与“旧城”简单地相加，其中必须要除去重复的部分。根据上述，匈奴卧龙城在北，前凉所筑中城在南，而前凉其余三城仍包括在匈奴卧龙城范围之内。计算姑臧大城的总周长，必须除去新旧城之间，以及新筑四城之间重复计算的部分。以此来看，姑臧大城的周长应是“南北七里、东西三里”的卧龙城周长加上前凉中城周长，再除去两者重复的部分，即前凉中城周长的一半，为二十一点四里，远小于西晋洛阳城，而与东晋建康城相当。前凉早期为西晋地方政权，而与东晋之间，仅为“遥尊”而已，为事实上的两个并立割据政权。姑臧城与洛阳、建康的大小比较，正与中国封建时代的礼制相合。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自前凉张骏始，此后诸凉政权应仍以前述内城为宫观寺署的中心，但据上所论，由匈奴肇基的卧龙城始终都在面积上大大超过包括内城在内的其余诸城，这似乎于理不合，其中缘由，仍需继续考察。

注释

[①]《后汉书》卷31《孔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98页。

[②] 据朱瑜章《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③][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④] 关于姑臧城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日] 前田正名《四至五世纪的姑臧城》，《姑臧城的城郭景观》，《北凉灭亡时姑臧的居民构造》；刘汉东《五凉东、西苑考》；王乃昂、蔡为民《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

[⑤] 据朱瑜章《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第148-149页。

[⑥] 据朱瑜章《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第178-179页。

[⑦]《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⑧] 刘汉东《五凉东、西苑考》，《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

[⑨]《水经注》卷40《都野泽》引王隐《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5页。

[⑩]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2页。

[1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30页。

[12] 武威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3] 王乃昂、蔡为民《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14]《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七月条，第3873页。

[15]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239页。

[16] 梁新民认为：“姑臧七城早在前凉时就已形成。”“匈奴筑的南北七里、东西三里的长方形姑臧城，里面由北到南，依次由张轨、张茂、张骏筑了三座小城，外面由张骏增筑了箱各千步的东、南、西、北四座小城。”

[17]《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3页。

[18]《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页。

[19]《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20]《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21]《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2《前凉录六·张祚》，第515页。

[22]《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本传云安昌门为“张天锡所居”，疑安昌门为张天锡所居宫殿临近的城门。

[23]《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24]《晋书》卷95《鸠摩罗什传》，第2501页。

[25]《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4页。

[26]《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8页；又见《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27]《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二·沮渠蒙逊》，第666页。

[28]《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

[29]《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5页

[30]《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

[31]《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按，同书同卷《秃发傉檀载记》有“清阳门”，不知是否为同一城门。

[32]《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33]《晋书》卷95《郭黁传》，第2498页。

[34] 吕纂改为“龙兴门”，见《晋书》卷95《鸠摩罗什传》，第2501；另，该传称“当阳九宫门”，疑九宫门为当阳门内之某一宫门。

[35]《武威市志》指出，上述诸“门”其中有些可能是内宫之门，并非城门。

[36] 关于姑臧城诸门的确切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凉州卫”之“姑臧废县”条称：“王隐《晋书》：‘凉州城有龙形，一名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二里，本匈奴所筑，张氏居之，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并旧城为五。’《张骏传》：‘骏于姑臧城南筑五殿，四面各依方色，四时迁居之。其中又起谦光殿，宫门南曰端门，东曰青角门，中城之门，曰广夏门，北曰洪范门，南曰凉风门，东曰青阳门。’”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29页。

[3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19页。

[38] 嘉峪关新城2号墓年代，据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4页。

[39]《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41页。

[40] 据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词典》，骆驼城遗址总面积298 743平方米，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41]《武威市志》，第548页。

[42] 喻归《西河记》云：“姑臧，匈奴故盖臧城也。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盖鸟城。”

[43]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九之3，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4]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三五“木梳与骨尺”，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45] 王乃昂、蔡为民《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46] 刘满《宋代的凉州城》，《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47] 赵向群《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原文刊载于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第四章，此次收录时做了部分改动。感谢贾小军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