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半个民国人

口述:陈之藩 撰文:陈远

幼年:两株枣树的记忆

幼年:两株枣树的记忆

幼时的事,大多忘记,唯有上五年级的时候,上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

我那位老师,也姓陈,叫陈大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不生气,眼睛也是圆睁的,我们都怕他。

那天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站起来,给老师鞠躬。陈老师打开课本,很平和:“我们讲第一课,秋夜。”老师开始读课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突然,老师把课本一下子扔出了窗户外面:“别人是放一个屁,鲁迅是放了一个屁,又放一个屁!”我们都吓呆了。后来,那位老师死的很惨。

大学:与“朱利文妈妈”的“绯闻”

大学:与“朱利文妈妈”的“绯闻”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因为他们校长的关系,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呢?跟蒋介石有关,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当然对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有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是谁呢?我告诉你,这个校长有意思。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李书田是谁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

在西北工学院,朱利文的妈妈是非常红的,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嘛!当时我们经常拿着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的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抗战:人类不如兽类

抗战:人类不如兽类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铺路,然后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的鸡屎牛粪,都顾不上。过了通关,火车门打开,正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到了那里,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

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根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79.5分。怎么办?我会写信呀,我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79.5,四舍五入,也是八十分。李书田给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写给胡适的信

写给胡适的信

大概是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他哪里有工夫见我?可是我去见他了,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走进去,就见到了他。见到他,跟我见别人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也说不出来,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嘛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客气地握手,让我请坐,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找他了,我只好出来。

大概是1953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在台湾。他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

胡适怎么会认为我从美国回来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陈雪屏为胡适派的。陈雪屏当时是台湾教育厅的厅长。我和杨日旭是怎么认识的?听我慢慢给你说。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找我吃饭做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找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去了陈雪屏家里去了,当时,余英时的太太还是个小孩,大概上中学?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钱。就这样我认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这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呀,他就想当然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了。

胡适的英文

胡适的英文

1955年,我到了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他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经常去见他,是在两年半之后,在暑假。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一份工作,非常之好,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至两百块钱,你知道那时我一个月能挣多少?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薪水非常高。

那时候,几乎天天去见胡适。都是他找我,有时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的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散文家、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那个暑假,我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不知道。”

“悲观是你看到一套价值即将消灭了,而你想要保存却又没有办法保存的那种感觉。”金岳霖说话,哲学味很浓,听得我有些茫然,“你的意思是想救国,可是哲学救不了国,哲学只是一门学问。”

我就接着问他什么能救国,他就告诉我,只有哲学变成了宗教才会有力量,可那时哲学也就不是哲学了。就这样,他打消了我学哲学的念头,又回到北洋大学去了。

沈从文:“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沈从文:“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给我写信,比我给他写信写的还多。他还给我找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的好。

开始写信都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啊这些文章。后来见到他,就是我去看胡适那次,大概就是在看了胡适的第二天。我和沈从文就见过着一面,但是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梁实秋的商人气

梁实秋的商人气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为什么给我加薪水?因为我写的好呀!那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梁实秋也很无聊嘛,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也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你看看,我和梁师母的关系,也很微妙。

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是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的,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家庭环境有关系吧。

余英时的旧诗词极好,唐德刚的诗词一般

余英时的旧诗词极好,唐德刚的诗词一般

余英时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余英时,你在胡适日记中查得到的,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过这些内容,不过余英时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余英时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要不然那么长的文章,谁看?谁看?

李怀宇到美国去,大概是跟余英时说是陈之藩的朋友一类的话,所以余英时才会给他写序。

有一次我去美国,出版过我的书的一个出版家那时已经办到了美国定居,他请我吃饭,当时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余英时那么好,没有那么工整。他是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杨振宁太精明 李敖太龌龊

杨振宁太精明 李敖太龌龊

我和杨振宁的关系时好时坏,现在可能是坏低谷中。他和童元方的通信大概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们聊得来。对于老师,中国和西方很不一样,中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外国则是考完试之后就平起平坐。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虽然他们的系统的教育都是在国外学习的,但是他们对于吴大猷都还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这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娶媳妇,在中国是男方出彩礼,在美国,则是女方出彩礼。结果有的人儿子结婚就在美国,女儿结婚就在中国。反正都不吃亏。这种人不是说不好,但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李敖?这个人简直就不能认识他。在这一点上,我和杨振宁的看法完全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认识了一次,就这一次,就惹了麻烦。李敖是怎么起家的你知道不?比方说,要给一个人写传,把人家的祖宗三代都查遍了,写完之后,给人家打电话,说你这里有些不光彩的地方,你拿点钱,就不写了。李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手记:

手记:

去见陈之藩之前,我先见了童元方。童元方是陈之藩的夫人,同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童元方跟我说:“你和陈教授会有共同的话题,他是半个民国人。”

见到陈之藩,我急忙忙先要摄影,他说不忙,下次再拍也来得及,我跟他说:第二天我就要离开香港,走了。

他于是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我作答。他像个老顽童:“你来了这么久,才想到来见我?”我赶忙说明原委。

我对他说,我要采访你。他说,不忙,你对我了解多少呢?我先考考你。

然后,开始和他聊,陈之藩说话,信马由缰,绝对不会任由引导。聊天的过程,很开心,但是,我知道自己有目的,我像挤牙膏,一点点挤出我想要的东西。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半,关于陈之藩与老辈人的交往以及他对同辈人的看法,我依然不敢说全部了解,但是,这些内容,足以引人入胜。更多的内容,倒是像老朋友聊天。聊天很亲切,他也是河北人,乡音未改,我可以用家乡话和对聊。说到乡音一致的用词,两个人哈哈大笑。

陈之藩目无余子,听他臧否人物,总是让我想到当年与钱钟书对话的石遗老人陈衍。确实,他也有这样的资格。早年即有文章被选入台湾国语课本,由于文章典雅,有六朝文风,几被认为是和梁实秋一辈的古人。早早地在台湾成了偶像式的人物,被誉为大师。他是科学家,如今众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的同侪或者晚辈;他又是文学家,写得一手漂亮非常的小品文,敢说“就是现在,全中国我也不怕谁,比我写得好的不多”这样的话。别人说这话,是狂妄,他说,只是让人觉得平实。

我要走了,向他告辞,他说:“这就要走了?我们才刚开始聊。下次你来,不要打电话,直接推门,我在,我们就聊,不在,你就走。”那一刻,我觉得老人有些寂寞。就像他在《寂寞的画廊》中说得那样:“永远不朽的,只有风声、水声与无涯的寂寞而已。”

童元方说,看陈之藩的《王子的寂寞》,读到末代皇帝溥仪,打电话时,说的是:“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想笑不易笑,哭又哭不出来,没有比这句子更悲凉的了。我告辞时看陈之藩先生的神态,不知怎的,竟然想到了这个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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