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嫁给徐志摩,21岁怀孕被弃,28岁创业成功,下面由小编与大家分享28岁创业故事,希望你们喜欢!欢迎阅读!

  作家毛利说,四月是对伪文青最残忍的一个月,从第一天开始,你就反复碰到三个人,海子,林徽因,艾略特。

  我的四月书单里,加了一本《小脚与西服》,作者是张幼仪和她的侄孙女。分别出生在中国和美国,成长在19世纪初和20后期的两位女士间的对话,想来就很有意思。

  张幼仪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很多年前那部风靡海峡两岸的《人间四月天》——由刘若英扮演的她,是徐志摩的原配妻子,懵懵懂懂嫁入徐家,生育了两个儿子却得不到丈夫认可。刚下船登陆欧洲大陆的摸样,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被动成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的女主人公后,她走出了一条让所有人意外的路……

  《人间四月天》中的第一幕,穿戴得体、气质出众的张幼仪,坐在火车上,对面两个年轻女学生手捧一本《志摩的诗》,读得如痴如醉。

  其中一个说,”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另一个附和,”要不然徐志摩干嘛离开她?“

  我小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编出来的环节,看了书才知道,那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当时张幼仪已经从德国回国,面对非议,她一个字不说,因为对过去、对未来,早就心中有数。

  无论是作为大变动时期的个人选择,还是看作传统女性对命运的重构,张幼仪的故事,都不会让你失望。

  1

  张幼仪是1900年生人,那是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年。

  她出生在上海宝山的一个儒学大家庭,祖父是高官,父亲是医生,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八男四女,她在女孩子排行第二。

  三岁那年,她迎面遇上了人生第一个大坑——要被裹小脚。

  那是专属于中国女孩的伤痛,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把脚趾弯到脚背,用布紧紧裹住,日复一日,她就会拥有一双三寸金莲。

  任何一个觉得小脚有美感的人,我都认为是变态。到底为什么要裹脚?用现代人的角度看,我觉得理由至少有三。

  一个是,残疾的小脚没办法长时间站立,也不能长距离行走,哪儿也去不了。就像鸟儿被折了翅膀,就算没有鸟笼,她也飞不走了。

  她只能呆在家里,真正地”囿于昼夜、厨房和家庭“。一代又一代,她的职场就是婆家,KPI就是生孩子。

  再一个是,长大后准公婆都会问,”她裹脚那几年牢骚多吗?“以此来探寻女孩性情,是不是听话、好搞定。

  打小就把你身体的一部分搞惨了,精神也就跟着废了。一个啥也不懂,啥也不想知道的人,最适合当媳妇。

  西方人叫这些小脚丫子“缠足”,可是中国人取的名字要美得多,从南唐时代李后主的一位嫔妃,开了这项传统的先河之后,他们就被叫做“新月”或者“莲瓣”。

  这位妃子因为长得太美了,皇帝就叫人用金属和珠宝,编成一朵比真花还要大的莲花,连同一座池子送给她,只要他以丝帛裹脚,在莲花瓣间跳舞来取悦他。

  从此其他女子也开始效仿,把双脚拱成新月亮弯弯的形状,这就是裹脚,传统的滥觞。

  所以,只能靠着男人生存的女人,提供妻性、母性价值还不够,人家让你提供观赏价值,你也不能不干,哪怕是以自残为代价。

  到了老年,张幼仪还能清楚回忆起被裹脚的那一幕,”我看到眼前出现一片红,没法呼吸,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像缩成了小虫一样。“

  三岁孩子能有什么武器?只能哭,撕心裂肺地哭,惊天动地地哭。第一天上午还有人安慰她,下午就没人管了。

  每个女孩都是这么过来的,她也不是张家第一个裹脚的女儿,但只有她从早到晚,仿佛用整个生命在哭。

  到了第四天,奇迹发生了。二哥受不了哭声,跑去要求母亲给她松绑。

  母亲说,”我现在软了心肠,她就会自食苦果,将来谁要娶个大脚婆?“二哥答,”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十几岁的少年,就敢站出来扛事情,他将来才会长成哲学家和政治家,成为民社党领袖——张嘉森。

  母亲终于解开了紧紧缠着的裹脚布——她们不是不晓得裹脚残忍,而是知道女孩的命运更残忍——一不是家族财产的继承人,二不能参与社会分工,这两点决定她不可能自立,只能由男人养活。

  养活她的男人,被默认为她未来的丈夫,她只能靠妻性、母性和观赏价值去换。

  现在二哥信誓旦旦保证可以照顾她,还预言以后没人会喜欢小脚,母亲也不再坚持了,她当然也是心痛的。

  2

  虽然一度家道中落,但张家对儿子们的教育,丝毫不耽搁。做父亲的,晓得要怎么给儿子铺路,必须是兼具扎实的儒学底子,和现代西学的训练。

  至于女儿,迟早是要嫁入的。给她读点书,无非是增加出嫁的筹码,将来作为夫妻生活的情趣足矣,不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天下用的。

  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女孩和她们的家庭,抱着这种想法接受教育。她们不明白,从古至今,读书考学都是一条重要的上升通道。

  张家四哥出洋留学,回来担任浙江省都督秘书。期间去杭州中学堂视察,看到一个学生的文章,把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

  大概就像吴宗宪当评委的时候,看到了周杰伦写的曲谱,惊为天人。

  四哥一打听,得知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独生子。他无须知道更多,当天晚上写了一封署名张嘉璈的信给徐家的当家,提议两家结为亲家。

  徐志摩父亲当然知道对方身份,回信写得很简单,”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张幼仪在传统家庭长大,她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婚配的方式——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这三件事要调查。结婚后,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

  但她忽略了,这种“安排“的方法,只适合性格温和、内在谦逊的人。而自我意识强的人,最反感被安排。

  民国才子,多属后者。

  新文化运动的那一帮强人,几乎只有胡适出于”不想伤几个最亲近的人的心“,接受母亲选定的江冬秀为终身伴侣。其余无不用各种方式反抗,不免牺牲女方的一生。

  她张幼仪碰上的,可是富二代中的才子,才子中的浪漫自由主义者——徐志摩。

  她反复说,四哥选了他,清楚他的背景和教育,就知道他不会逼她走绝路。但事实证明,他可不止逼她一次。

  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张幼仪的嫁妆多到连一列车都塞不进去,只能从上海用驳船送过去。家具运到当地,还得一件一件搬着穿过镇上的大街,瞬间引起轰动。

  好几年后,她才从佣人口中知道,徐志摩看到她照片的第一眼,脱口而出:“乡下土包子。”

  送嫁妆的六哥一到那儿就寄了封信,说徐家是“猪里的一头牛”。老先生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在上海还有一家小钱庄,是当地商会会长。

  结婚的时候,母亲照例给了她两点忠告:

  一旦进了婆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不管和丈夫之间发生什么事,都得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丈夫,态度对待公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点,她明明是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婚前也读过几年女校,徐志摩却当她缠过脚似的,觉得她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

  “跟我说话的时候,目光永远略过我。”

  儿子一出生,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他立刻远渡重洋。几年之后,连徐家二老都觉得儿子像断了线的风筝,匆忙派媳妇出国团聚。

  3

  船开了三周才到马赛港,她从来没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担任。”而她,也只能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住。

  在英国小镇沙士顿的日子,张幼仪依然是家庭主妇,每天洗洗烧烧——她是想读书来着,但他连在她面前都故意用英语跟朋友说话,摆明不想让她融入。

  很快她又有了小生命,徐志摩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她犹豫,“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了。”他冷冷回答,“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出生在哪个家庭,她没得选;跟谁结婚,她没得选;丈夫怎么对待她,没得选;人心要走,就更没得选。

  她刚刚下定决心顺他意思去打胎,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徐志摩就说要邀请一个女同学回来吃饭。

  张幼仪敏锐地觉察到,那可能是他的女朋友,甚至可能是他想娶的人。她如临大敌,发誓要高姿态对待,绝不嫉妒或生气。

  那位明小姐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色口红,穿一套海军毛呢裙装,大大方方地跟徐志摩讨论英国文学。

  而他忍不住看向地板,原来这位在国外读书、打扮洋气的女孩,西装下面竟然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

  客人走后,徐志摩问起张幼仪对她的印象,她忍不住说出第一个想法,“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装不搭调。”

  他突然把脚跟一转,好像被这句话击穿了心事,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一周之后,徐志摩离家出走,像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什么也没带,只派一个朋友从伦敦带来口信:“徐志摩不要你了。”

  朋友走后,她边哭边给二哥写信求救。冥冥之中,那个说过“如果没人要她,那我照顾她”的兄长,此刻正好在巴黎求学。

  张家兄弟都很看重徐志摩,二哥回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喜欢他的程度简直跟爱父母一样,但还好脑子没昏——“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4

  她的人生走到这里,居然第一次有了选择的可能。

  第一条路,去巴黎找二哥,把孩子生下来。这样一来,这个婚姻就危险了,虽然“兄愿收养”,还是得做好当单亲妈妈的准备。

  第二条路,回中国婆家要求袒护。毕竟她从15岁嫁入徐家,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陪伴公婆多年,早就是半个女儿。现在她刚怀了二胎,他们绝不会允许他离婚,至少还可以保住婚姻。

  第三条路,大不了投河自杀,一了百了——她每天路过一条河,不是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要知道古代女子被休妻,一般只有三条路:卖娼、出家和自尽。

  我有时候想,人应不应该感谢生活的暴击。

  答案是,不必。因为每个人,对暴击的反应是不同的:你是弱者,就会走一条眼前看着容易的路;你是强者,才会选择那条最难的路,通往自由之路。

  暴击不会改变人,它只是激发了每个人隐藏的那一面——让好的人更好,让弱的人更弱。

  只有留在更开放更自由的欧洲,只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娘家人身边,她才有读书和改变的机会,才不会被看作生产资料。

  一个初秋的早晨,看不懂英文的张幼仪,把“paris”一词深深印在脑海里,出发去巴黎找二哥。

  那一年,她才21岁,好像已经过完了漫长的前半生。

  5

  每个“成为自己”的人,都会度过一段关键时期。

  徐志摩的关键时期,是到剑桥读书的第一年。他慢慢“发见”了康桥,也发现了他的内在,那个属于诗人的灵魂。

  张幼仪的关键时期,就是在法国乡下待产时,跟着二哥朋友的妻子读书的那一段日子。她写道:

  中国人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千百年时间光阴的推移,我觉得我在法国乡下度过的那个秋天,正是经历了这种变化。刚搬到那里的时候,我还没把握要不要离婚,可是等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同意徐志摩的离婚之议。

  我要追寻自己继承的特质,做个拥有自我的人。作为家里第一个没有裹脚的女性,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恩赐。

  在可以自谋生路之前,她决定继续接受徐家按月寄来的二百美元,好照顾孩子——谁说独立女性就必须什么都不要,孩子本来就有对方的一半责任。

  她最终可以自立,要感谢强大的娘家兄弟们。怀孕后期,她告别直男二哥,跟着“比较有女性特质”的七弟去德国待产。

  孩子一出生,就收到徐志摩一封信:

  真生命必自奋斗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量,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行,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对人类是很有爱了,但只字不提孩子。

  再次见面,是在朋友家中,徐志摩拿着准备好的离婚协议要她签字。他的四个朋友在旁边保护,仿佛这个孤身女子,就是可怕而强大的封建礼教本身。

  按张幼仪的想法,她希望先取得父母谅解,再正式签字。可当时的场景,她既无能力也无必要跟五个男留学生辩论,就像她既无能力也无必要留住这段婚姻。

  “我没时间等了,你必须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

  “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做得对,我就签字。”她说完才发现,还是在用服从的态度,而不是带着新思想的口气在说话。

  他们等着要创造历史,迫不及待想见证中国历史上第一桩现代离婚案,没人有兴趣关心这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她身上还留着生产的痛,甚至没按习俗坐月子,而她的孩子还留在德国医院里,不对,是她和他的孩子。

  “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她还是签了字,用新婚那天没用上的目光坦荡荡注视着他,看他欢天喜地。

  离完婚,徐志摩迫不及待跟她去看新生子。他把脸贴在玻璃上看得入迷,却始终没问她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

  富二代诗人,从小家里佣人成群,哪里知道一个单身母亲在异国他乡抚养婴儿,要付出多少心血。

  孩子当然是女人的责任。在她边带孩子,边接受教师训练,梦想着回国开设女子学校的那几年,他再也没有出现,也没给她承诺过的“分手费”。

  离婚后,徐志摩好事一桩接一桩,出版了诗集,当过泰戈尔的翻译,还担任大刊主编,就像学术界的流量明星。在林徽因出嫁后,又遇上了美貌有才的陆小曼。

  张幼仪这边,亲自带大的幼子不到三岁就得病去世。她一个人回国,因为徐家二老要听她亲口承认离婚,才同意他再娶。

  这一桩各自离婚再自由结合的现代婚礼上,梁启超以老师身份上台讲话:“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所以以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她对陆小曼,没有对林徽因那么激励。第一次相见,是在胡适攒的饭局上。

  陆小曼很美,她讲话的时候,所有男人都被她迷住。她亲昵地喊他“摩”和“摩摩”,而他也亲昵地叫她“曼”或者“眉”。

  被当面塞狗粮,张幼仪没法回避自己的感觉,她写道,“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那时候她并不知道,后面还有几十年好日子在等着她,而染上烟瘾无法自立的陆小曼,后面还要靠她养活。

  徐志摩在世的时候,老爷每个月帮补他300块,徐志摩走后,老爷又继续按月打钱给陆小曼。老爷走后,这笔钱由张幼仪出,直到她的生活被男友接管。在张幼仪的“封建思想”里,认为供养这位继母,是她儿子的责任。

  6

  张幼仪的第二次转折,是抓住职场机会,学会了做生意。

  因为四哥的关系,她被邀请参与经营一家女子银行,职位是副总裁,专为民国时髦女士们服务。每天上班半天,中午读一小时中文课,下午跟八弟创业开时装店,做总经理负责盯订单。

  跟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同,张幼仪没有文艺才华,却喜欢做事,属于乱世能人。

  除了顾好银行业务,她还炒股票,买卖过棉花、黄金和燃料,是服装店股东中赚得最多的人。回国不久,知道徐家长辈不愿意跟陆小曼同住,她就在自己家附近空地上,给徐家二老起了房子。

  就是在战争岁月,她也能安然无忧,甚至还因为战时的物价变动,赚进大笔财富。

  养尊处优的人,都没办法面对生死大事,因为没经历过生活的粗粝面。

  徐志摩母亲走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她,声音失控“家里半个女人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必须马上来家里。”最后是她以干女儿身份主持葬礼。

  徐志摩在36岁因为飞机失事遇难,陆小曼不肯相信他的死讯,拒绝认领遗体,又是张幼仪出面安抚老人。

  嗯,贾宝玉很好,但是完全指望不上;薛宝钗不可爱,但她能扛事情。

  年过半百,她再次为自己做选择,前往香港生活,并在那里遇见了后来的丈夫。

  1953年再嫁的苏先生,是一位医生。她明明当了半辈子新式女子,这个时候又写信给哥哥和儿子征询意见——实际上她完全不需要他们的允许,但这种习惯,其实是深入骨髓的尊重。

  四哥回信说,“让我考虑考虑。”二哥已经功成身退,“妹慧人,希自决。”长子文笔如同徐志摩翻版,“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和苏医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他刚搬到香港的时候必须考取开业执照,她就在他研读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的时候,陪他熬通宵。后来开了两家诊所,他看诊,她负责管理。

  几十年后重游英国,身边早就另换他人——一个可以牵手同行的他。两个各自经历过婚姻伤痛,又在后半生重拾幸福的人,牵手漫步河边,谁说不比20岁的时候美满。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任何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这一生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张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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