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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茹 李玉茹自述:我和曹禺为何如此相爱

李玉茹说:为什么我和曹禺那么相爱?

陈小秋(整理)

我第一次见到曹禺是在1947年的春天。当时他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经常和我聊。他的失态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一丝不苟的感情让他像哥哥,像老师。我理解他被婚姻困扰,我同情他的困境。

曹禺来看我这个穷书生,没有受到我妈的欢迎,只好另找地方说话。这种时候,曹禺会在豫园路我的公寓底层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妈妈走出来。那时候他总是骑着很旧的自行车带我去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我们相爱,但我们都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不可能。

大约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当他即将离开上海时,他和方瑞来到我家向我告别。他告诉我不要听外面的谣言,不要离开上海,说我的未来很有希望。我把他和方瑞送到楼下,看着他们离去,非常失望。

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想把王昭君和原京剧《赵君不干了》结合起来,创作一部京剧《王昭君》。偏偏曹禺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我们幸存之后又相遇了。这次见面,让两个饱受打击的心不愿意再分开。

就这样,经过30多年的相识,我们终于在1979年拿到了结婚证——他69岁,我56岁——司机老石就是我们的见证,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晚年。这时候,曹禺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一方面他很兴奋,沉浸在各种社交活动中,写态度和场合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在承受着内心的数百种痛苦:他在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不能为自己写任何东西,或者他不能再写任何他认为好的东西...

我们在一起只生活了十七年。别人无法理解两个年纪大的人怎么会比一对年轻夫妇更相爱。曹禺离开后的那一年,我逐渐意识到,那是两颗孤独的心在一起寻求亲密的安慰和温暖。“知道真相就很难见面”,这绝对是真的。

曹禺的三次婚姻如戏,如命

Lizichi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又名肖氏,湖北潜江人,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近代杰出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著有《雷雨》、《日出》、《远野》、《北京人》等名著。1930年,曹禺从南开大学文科二年级转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4年大学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华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真名是万家宝,童年时在家学习。他的父亲万德顺,湖北潜江人,年轻时志向高远,想光宗耀祖。后来,他有机会被政府选中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先任直隶总督属下。中华民国成立后,李当选为副总统,万德群成为李的秘书,在北京工作,把年轻的曹禺带到北京。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张勋上演了一场复辟闹剧。段伺机进京,李被迫退下。万德顺离开北京,回到天津。曹禺也告别了他在北京短暂的一生。

清华有个“宝贝”

万德顺虽然是军阀,但是不打仗,当兵,胆子小,半辈子,没有实现理想。回到天津后,他整天抑郁沮丧,脾气越来越差。他在40多岁时停止工作,保护自己的财富,与一群诗人、作家和酒肉朋友一起吃喝。

万德顺先后有三任妻子,曹禺是由第二任妻子所生。曹禺出生的第三天,他的母亲死于产褥热。从小失去亲生母亲的曹禺,内心十分孤独。虽然他当时住在小房子里,被各种仆人伺候,过着衣来伸手,食来张口的生活,但他和父亲一样抑郁。此外,整天看到听到家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经常处于冷战状态,他似乎觉得生活在一个坟墓里,压抑而沉闷。

他父亲对他儿子不讲道理,他儿子一直很担心。他上中学的时候,父亲问他:“你年轻的时候哪里得了这么多抑郁症?”

好在曹禺有个喜欢他的后妈。后妈是个十足的戏迷,小时候经常带曹禺去看歌剧。当时,曹禺看过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和杨小楼表演的京剧。曹禺心中的苦闷被转移了,他深深地被戏剧迷住了。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不再满足于只是去看歌剧,而是开始模仿和揣摩剧中的人物。他知道家里所有关于戏剧的书。

1923年,13岁的曹禺考上南开中学,因身体原因休学两年。15岁时,他回到学校,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两人都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在导师的指导下,扮成女性一起表演(当时不允许女性上台表演)。曹禺因在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与公敌》中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京津。

1926年,曹禺第一次使用“曹禺”这个笔名,在天津永保副刊《宣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连载小说《今夜酒醒何处》。“曹禺”来源于传统的“万”字,姓“万”。若将“万”字拆开,称为,“曹”与“曹”谐音,故取名。

在此期间,曹禺还尝试过写杂感、写诗、译剧。1928年,遵照父亲的遗愿,报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未考上。第二年,父亲万德顺因破产和愤怒去世。这时候原本不喜欢政治的曹禺参加了清华组织的入学考试,顺利通过。于是,1930年秋,曹禺根据自己热爱文学的愿望,被调到清华大学西方文学系二年级。

曹玉刚去清华读书的时候,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一个会演戏的万家宝(即曹玉)从南方来了。

不久,恰逢清华大学20周年校庆。当时清华有个不成文的传统: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都要表演话剧,高四的学生当评委,每年照常进行。话剧运动骨干曹禺和同时考上清华的南开同学商量排练话剧。所以建议曹禺再排练一遍南开演出的《娜拉》。1931年春天,也就是曹禺在清华的第一个春天,由曹禺执导、主演的话剧《娜拉》在雄伟的清华大学礼堂上演。

曹禺在奈良的精彩表演使他成为清华的名人。因为他的真名是佳宝,同学们都叫他“小宝贝”。

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人生故事也印证了“人生与戏剧如人生”的说法。

初婚:清华的爱情,隔着第三者的介入

1931年春,曹禺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礼堂的舞台上表演娜拉,实际上把女主角娜拉带入了生活。台下的观众为娜拉的命运感到悲哀和担忧;作为演员,曹禺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的被观众追逐。

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到后台祝贺曹禺的成功。这时,清华给曹禺介绍了一个女孩。女同学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矮个子小伙子,圆圆的脸,一副近视眼镜。她很惊讶:为什么娜拉刚才还在舞台上活蹦乱跳?为什么他演技这么好?她站在那里。

热情的曹禺给这个个子不高,但是身材苗条,面容清秀,教养良好,举止优雅的女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女孩叫郑袖,在北平的北满女子中学(北京已改名)读书。

郑袖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籍贯福建。他的父亲郑烈当时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叔叔文林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的叔叔沈玄青曾在海军部工作。她从小就来北平跟姑姑读书。郑袖是北满女子学校的积极分子。她热爱活动,打扮得漂漂亮亮,英语说得很流利。次年秋天,1932年,郑袖被清华大学法律系录取。

最早进入清华的曹禺,是在戏剧中崭露头角的。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他急切地研究了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戏剧。在实践中,他改编排练了不少外国剧,如前苏联的马白,日本的骨皮,英国的罪恶。

郑袖上大一时,曹禺还执导了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罪恶》。这部剧人物和场景不多,便于排练。故事如下:

在一个重要的家庭里,有两个兄弟,哥哥吉斯是律师,弟弟拉里。我哥哥拉里爱上了女孩旺达。旺达16岁被威廉接管,独自逃亡。威廉找到了旺达,碰巧又遇到了拉里。在纠缠中,拉里不小心杀了威廉,拉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律师Chance出于维护家庭名誉的考虑,找到了万达,希望她能断绝与拉里的关系,让拉里逃走。然而,拉里和万达发誓永不分离。这时,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凶手”已被抓获。原来一个无辜的老人成了替罪羊。吉斯认为这将为他哥哥摆脱犯罪,至少暂时让拉里避免一段时间。诚实的拉里不想让无辜的老人为自己而死,但固执的吉斯坚持要他们一起私奔。最后拉里和旺达双双服毒身亡。拉里在自杀前愤怒地说:“我讨厌这个世界,我讨厌这个吉斯世界,我讨厌这个强大而黑暗的世界。”

剧中三个主要角色(Chance、Larry、王大)中,曹禺和他的朋友扮演了两个主角,但女主角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建议一个女生去玩。有人推荐一年级法学女生郑袖,她在北满中学读书的时候演过七八部戏,都很成功。因此,性格活跃、衣着时尚、在清华出类拔萃的郑袖,自然成为这部剧的女主角。

曹禺是一个沉湎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者。当他和郑袖一起排练《原罪》时,他不得不在女生宿舍外面等郑袖,请她上场。这时,宿舍里会传来一张传票:“郑小姐,万先生正在找。”在一个月的接触中,曹禺和郑袖的对话非常投机。《原罪》演出后,曹禺开始了他对郑袖的大胆追求。

在和曹禺一起演戏的过程中,郑袖也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一进大学就谈恋爱的想法让她觉得太突然,担心被同学造谣。所以,她小心翼翼的拒绝了曹禺的爱情。

但是,曹禺是那种执着的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天真而执着。他抱着“真诚、真诚,金石为开”的信念,继续追求郑袖。

郑袖当时的女生宿舍是赵兰第十八学院。这个小院子很少被男人打扰,但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影在大楼旁边的树林里徘徊。他夜复一夜地呆在那里,望着郑袖宿舍的窗户,久久不愿离去。同学们都说,“郑袖,去看看,不然他会出问题的……”那个人就是曹禺。

在曹禺的真诚抚摸下,郑袖和曹禺相爱了。

1933年暑假,曹禺没有回天津,郑袖也没有回南京。清华的花,月复一月留下了他们的情话。这个暑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完成了。在爱情甜蜜的时候,《雷雨》很快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并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出版。23岁的曹禺迅速走红。人们羡慕地看着年轻的学生恋人。

曹雨次年毕业,先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6年,南京成立国家戏剧学院,曹禺向南京申请。郑秀则中断学业,跟随曹禺来到南京。经过三年真挚的爱情,曹禺和郑袖于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订婚仪式。曹禺的朋友巴金、金翼、田汉从外地赶来参加隆重的仪式。次年春天,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戏曲学校迁至长沙,他们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然而就是这样一段美好的婚姻,被认为是天作之合,却还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婚后两年遭遇第三者的介入。

1939年4月,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国立戏剧学校奉命撤至川南小城江安。这个小镇物质匮乏,生活单调,这让郑袖很沮丧。所以她经常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婉黛和婉照,去戏校和几个珍妮打牌,逼着曹禺和她一起玩。郑袖的生活态度惹恼了曹禺。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名女子名叫邓泽生(后改名为方瑞),是戏剧学校女生邓万生的妹妹。邓泽生听说著名剧作家曹禺是他姐姐戏剧学校的老师,有拜访他的意思。她找了个借口,说想请这位清华的人才,英语课毕业,自学英语。于是,194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她姐姐带她去了曹禺家。

当美丽可人的邓泽生出现在曹禺面前时,曹禺的眼睛忍不住发光,欣然答应了她的补习要求。就这样,邓泽生一有机会就经常来曹家来。有时候邓泽生辅导完英语要回去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不情愿。作品会送她出去,她还故意绕着城市转然后回来,两人边走边聊,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后来,他们相好的消息不胫而走,最后传到了郑袖的耳朵里。郑袖警告曹禺不要做梦。为此夫妻俩吵了几次架,曹禺趁机向郑袖提出离婚。尽管郑秀健从未离开过,曹禺和方瑞却生活在一起。曹与郑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

1946年,曹禺应邀赴美讲学时,郑袖带着两个女儿从重庆回到她父亲在南京的家。曹禺曾经从美国给郑袖写过一封信,正式要求离婚,但是郑袖没有同意。第二年曹禺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多次提出离婚,还是没有结果。在他和方瑞之间,他只能保持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

1948年底,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已通知郑袖之父郑烈退台。付正知道女儿的婚姻不和谐,赴台前多次动员郑袖离开曹禺。郑袖想让曹禺走,但是曹禺没有到机场。在白发苍苍的父亲和已经不忠的丈夫之间,郑袖最终选择了她的丈夫。郑烈满怀遗憾和失望离开了台湾,于是郑袖告别了父亲。

次年年初,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曹禺偷偷去了香港,然后调到解放区,方瑞一直陪着他。

1950年,曹禺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郑袖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办公室工作。恰逢今年新婚姻法出台,如果曹禺不主动分手,不跟郑袖离婚,不跟方瑞分手,显然是违法的,他不能出来工作。于是,曹禺再次提出离婚。郑袖提出要求500元赔偿(当时是一笔巨款)才同意离婚,但曹禺实在没钱,离婚又陷入僵局。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将拨出公款帮助曹禺解决生活问题。这样,这对在清华校园里倾心相爱的恋人终究无法融合感情。婚外情十年后,不到40岁的郑袖今年冬天正式与曹禺离婚。两个女儿由郑袖抚养,抚养费由曹禺承担。

其实,郑袖对曹禺还是有感情的。她对曹禺的老朋友说:“我同意离婚,是因为我想让他幸福。”后来“文革”开始,曹禺被审查时,每天早上都要扫街。郑袖同情他,但无法帮助他。他每天早上都要站在东四灯市口的时嘉胡同,远远地看着曹禺扫街。虽然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陪伴,也让曹禺在受困于“劣质书”时感到温暖。

郑袖离婚后再也没有再婚。1989年,病重的她,向曹禺求婚。经过多方传达,我不知怎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同年8月,郑袖呻吟着“温家宝”这个名字,离开了这个世界。趁曹禺住院。他让女儿给郑袖送一个巨大的花篮来表达悲痛。

第二次婚姻:十年的婚外恋,但最后的结果是生与死

曹禺的第二任妻子方瑞,本名邓一生,安徽怀宁县人,清代著名书法家邓史茹的曾孙女。其父邓仲春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与陈独秀、苏同处一室。他的叔叔一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教授,是曹禺的老师。其母以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方苞之名,故名方瑞。

曹禺和郑袖的婚姻破裂后,方瑞进入了曹禺的生活。那一年,方瑞23岁,相貌英俊,性格迷人温柔,文静。她从小在家自学,没有上过大学,接受过传统的家庭教育,涉猎过象棋、书法、绘画。她安静而温柔,没有咄咄逼人,这与郑袖截然不同。曹禺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从容的气质所吸引。当方瑞让曹禺帮她学英语时,曹禺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经过多次接触,爱情的种子在曹禺和方瑞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他们悄然相爱。曹禺从方端身上获得了很多灵感,这启发他创作了1941年的话剧《北京人》。小说的原型是方瑞,他把对她的爱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中。曹禺在话剧《北京人》中是这样的:

见过她的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悲伤”。苍白的脸就像一片清澈的秋水,清晰而深邃的河床清晰可见。她的心中埋藏着丰富的宝藏。在坦诚的人面前,丰富的宝藏也是坦然流露,没有任何点缀。她经常闷闷不乐地看着天空,诗歌和绘画都无法驱除她眼神的停滞。像一整天雾蒙蒙的秋雾,谁也猜不到她心里压抑着多少痛苦的愿望和悲伤。她异常沉默。.....惊人的耐心,...她温柔大方,经常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健康,关心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但是,她并不软弱,她的固执往往固执地表现在她无尽的耐心里。

在现实生活中,曹禺、郑袖、方瑞三人的三角关系转化为曾文清、曾思毅、胡芳三人的三角关系。《北京人》第一版的扉页上有这样的题字“然而,中国维系着我们的友谊,天堂依然是我们的邻居”,这可能是曹禺写给不忍心与自己交换金钱歌曲的婚外恋者方瑞的,也可能是写给不忍心在婚外恋中交换金钱歌曲的曾文清和方成的。曹禺和郑袖在四川江安的一个小酒馆里发生了“吞信事件”;在北京人的戏剧中,曾思毅写了一个关于曾文清偷信的难忘故事。

他越来越觉得方瑞是他理想的妻子。方瑞也喜欢曹禺。面对嫁给了曹禺,方瑞并没有因为身边的流言蜚语而退缩,她勇敢地和曹禺走了出去。戏校的同学都知道他们的婚外情,看到他们两个走在一起,会有意识的回避,认为他们是对的一对。

郑袖听说曹禺爱上了方端,就大惊小怪。曹禺也借此机会数次提出离婚,但均被郑袖拒绝。曹禺也很苦恼。

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在重庆康健堂首映,由张俊翔执导,张瑞芳饰演。当时观众爆满,很多人拿不到票。方瑞也被邀请观看。

次年年初,曹禺从戏剧学校辞职,来到重庆复旦大学教英语和外国戏剧。虽然这里生活很艰难,但他答应巴金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四幕剧。他躲在重庆以东唐家停泊的客船里,开始改编创作《家》。在这里,方瑞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在重庆开始了另一段浪漫的同居生活。由于无法与离婚,曹禺每周都要去江安看望郑的两个女儿。

曹禺1946年赴美讲学,在美国讲学归来后留在上海。郑袖搬到了他在南京的父母那里。因为郑袖不同意离婚,曹禺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两地照顾两个家庭。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通知,安排他和与他一起生活的方瑞一起去解放区。曹禺和方瑞于今年2月秘密抵达香港,前往北京出席正在酝酿和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直到1950年曹禺和郑袖离婚,方瑞和曹禺才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同居生活,并于1951年春天正式结婚。

方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从结婚到文化大革命。她没有出去工作,而是在家里帮曹禺整理材料,做一些写作和临摹的工作。业余时间,我写作和画画。

曹禺和方瑞有两个女儿:万芳和万欢。“文革”期间,曹禺难逃厄运,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下放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家里两个孩子还小,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母亲。方瑞的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忍受这样的风暴?她又害怕又害怕,身体很快就垮了,但外表看起来很平静,靠每天吃安眠药生活。1974年的一天,方瑞死于服用过量安眠药。他死的时候,床边堆了很多大小不一的药片。

随着方瑞的去世,曹禺失去了生命和灵魂的伴侣。他面容憔悴,神情不安,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喃喃自语说:“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就这么走了,”

1978年,再次“翻身解放”的曹禺在《为了难忘的纪念——再版《家》后记》中,为“舍身爱人”的方瑞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写了《北京人》,我所有的手稿都被我亲爱的朋友抄袭或篡改了。我的朋友,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经常不断来看我。在相对的沉默中,它给了我很多勇气和韧性!但她软弱,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最后过早地离开了我和我的孩子。我朋友对革命和社会都不了解。但我会永远感激她。因为她从我身边经过,她一直想为人民的事业做点什么。”

第三次婚姻:更新前缘,珍惜黄昏的爱情

与曹禺离婚后,郑袖没有再婚。方瑞死后,他的女儿们期待着复合的机会,郑袖自己也有同样的打算。然而,他似乎不这么认为。相反,突然有一天,他向家人宣布要再婚,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

李玉茹,原名、李,1924年7月出生于一个七口之家。他父亲是北平的穷人,很早就去世了。她从小不看书,靠和妈妈姐姐一起缝纫谋生。她是从她的票友李墨香那里得知的。1932年,北京戏曲学院招生,9岁的李玉茹去报考。考官对一首《捉妖记》很满意,顺利录取。先后师从青衣、花旦、京剧蓝调,师从、程、俞(萧翠花)、郭继祥、卢佩芳、吴等名家。他是该校“四玉”班学生,与、白、并称戏曲学院“四玉”。

曹禺和李玉茹是老熟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在曹禺与郑袖离婚之前就认识了。1947年,李玉茹刚满23岁。那年秋天,她在参加达赖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演出。列在一起的,有李、、、叶、、等人;有时,他还能与周、等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

有一天,李玉茹和周在同一舞台上表演了毕其的名剧《坐楼杀惜》,结识了两位好观众。其中一个小一点的对她说:“你的剧有传统规范,但缺神,无味;与周先生相比,方鑫心里没什么事。你要学习他打球的节奏,不要程式化,不要换节目,不要被四技(唱、做、读)五法(手眼、身步)束缚。”和他说话的人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曹禺。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巴金。

李玉茹听说这位直言不讳的先生是曹禺,既紧张又高兴。她看的第一部剧是曹禺的《日出》。后来,她爱上了曹禺所有的戏剧:《雷雨》《北京人》《远野》...现在,师父就在眼前,她对自己也有这样中肯的引导,她觉得很有价值。

就这样,李玉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当时曹禺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经常和李玉茹聊天。他曾经告诉过她婚姻的不幸,并向她表达了他的爱。但由于母亲的反对,李玉茹并没有和曹禺进一步发展。后来,曹禺和方瑞结婚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1978年文革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曹禺的《王昭君》。当时李玉茹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他想把王昭君和原京剧《赵君书斋》结合起来,打造一部京剧《王昭君》,于是主动打电话给曹禺说明此事。谁知道曹禺在电话那头回了一句:“你现在太胖了,演不了王昭君。”

今年12月8日,曹禺去上海参加活动,李玉茹去酒店看望他。两人都是“文革”中被迫害的,是老熟人。现在两人都是自由代理,见面后聊得很开心。李玉茹了解到,在“文化大革命”和失去心爱的妻子方瑞后,曹禺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整晚都在吃安眠药。安眠药也伤了曹禺。有时他在会上发言,突然沉沉睡去。有时候和人说话,也会走神。

早在30年前,曹禺在李玉茹楼下等她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李玉茹母亲的欢迎;30年后,他们再次相遇,爱情的火花再次点燃。回到北京后,曹禺开始每天给上海写信、打电话。这里有一个两个人给的《梦中梦》。他写道:

发送朋友

三十年前,我的旧梦今天又来抚弄。

又要走了,可是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呢?

再看,再看,春风独自一人的建筑。

1979年1月3日

李玉茹的回应是:

回答朋友

30年过去了,今天地球正在复苏。

高兴又意外见面,离开一段时间。

定期,定期,小楼坐以待毙。

1979年1月8日

1979年春,李玉茹率上海京剧团赴欧洲演出四个月。同年6月6日,曹禺给李玉茹的女儿写信说:

“我唯一的烦恼就是感觉胃空空缺乏知识。你妈觉得我有点学问,你觉得我了不起!其实他们不是!现在不知道写什么好了!连写什么都怕!也许你妈妈会治好我这种恐慌症和空不足,但是我妈妈离得那么远,她好像在某个星球上旅行,而我是一粒粘在泥泞路上的灰尘。茹茹,我非常想念我的妈妈!和她在一起,我可以说很多话和感受,她怎么说服,怎么分析,怎么解释。我只是怕她又累又病!看,我好久没见她了!这多好!”

从长远来看,他们决定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今年12月7日,56岁的李玉茹和69岁的曹雨在北京悄悄办理了结婚手续。

但是,两个名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注定要在一起,多分。蜜月还没结束,他们就开始准备分居了。李玉茹去上海工作的时候,曹禺一有空就去陪她。即使作为家庭成员,她也和她一起出发去其他地方旅游。

有一段时间,也就是李玉茹排练京剧《恨丝》的后期,曹禺在演出前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然后跟着她去排练场好几天,掏出钱给演员买巧克力和补品。正式演出前,李玉茹觉得压力大,经常抽烟,所以曹禺逼她戒烟。李玉茹虽然努力配合,但还是很难退出。一天早上,在他出去散步之前,他给李玉茹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汝,

“你冒着戒烟的风险!!!一定要拿着它,比如在瀑布的顶端。如果你不马上迈出一步,回到岸上,你就会一落千丈,落在沙砾上,后悔莫及。千万不要再想了,一旦动心,回头就是百岁。

“家宝。也就是1984年10月12日的早晨。”

我出去散步,回来的有点晚。不要找我。我很小心,故意不拿拐杖,放心!)

曹禺和李玉茹都很珍惜这种“暮年感”,他们携手生活了17年。

往事如流水

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到中国,曹禺邀请他到家里做客。晚饭时,曹禺向米勒展示了他的朋友、画家黄永玉写的《信仰》。黄永玉在信中说:

“你是我德高望重的前辈,所以我会严格要求你!解放后我不喜欢你的剧,一部都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被形势看错了!从一片海洋缩成一条小溪,你沉浸在勉强的艺术创作中,就像晚上喝浓茶,睡到混沌,命题不巩固,不细致,演绎分析不透彻。过去无数精致的小憩,节拍,冷热,快速的安排,那些筐筐意味深长的文字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很好!虽然这些赞不能迷惑你,但却迷惑了你,让你变得廉价..."

当时的曹禺有很多社会头衔和光环,日常生活几乎充斥着各种社会活动。1988年,曹禺被诊断出肾功能减退,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李玉茹毅然离开自己喜欢的舞台,陪妻子去医院;在钢丝床上,我睡了八年。这期间,曹禺一直想着创作,在枕头边放了几本笔记本。他写下思想、诗歌、日记、人物对话和剧本大纲。他每天都写,但总是开始写。

在他78岁生日那天,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和几句话:

当你在黎明醒来,你会离开。

听到几乎没有鸟在唱歌,我感到震惊。

往事如流水,

我不忍心再踏上尘土。

“79多岁,回首几十年,如刘,带着风尘,对人对己,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抱怨别人是平庸的心理。虽然他要回去了,但他拒绝死,但还是不能为所欲为。他有勇气面对难听的话,进行无声(不是不作为)的鞭笞。特别是要多反思自己的矛盾,用明年来做这个严肃的发言和文字。如果道路是死的,杨紫将是持久的,但它将是海岸,这将是一个伟大的理解。”

曹禺于1996年12月13日逝世。李玉茹陪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8年7月11日,李玉茹在上海因肺癌去世,享年84岁。

【本文收录于我的《清华学者的爱情往事》,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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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91场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朱晟介绍,12月24日凌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接辖区内佳程广场物业报,称其收到楼宇内韩亚航空公司通报,该公司一名在京工作人员12月22日返回韩国后,核酸检测呈阳性。...

12月25日北京新增本土确诊2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月25日北京新增本土确诊2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月25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2例本地确诊病例,无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5日31省新增确诊20例 含本土病例8例(辽宁6例,北京2例) 登上网络热搜了!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消息,12月25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2例(上海5例,云南2例,福建1例,湖南1例,广东1例,四川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8例(辽宁6例,北京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北京部分商圈公众场所将恢复限流措施 事情经过真相揭秘!

北京部分商圈公众场所将恢复限流措施 事情经过真相揭秘!

北京部分商圈公众场所将恢复限流一、下周交通热点预测(一)大型商圈、商场将吸引大量客流年底,大型商圈、商场举办的打折促销等活动预计会吸引大量客流,特别是工作日晚间和周末,三里屯—蓝色港湾、西单商圈、王府井商圈、崇文门商圈、朝阳北路大悦城、奥特莱斯、合生汇、西红门荟聚、世纪金源、万达广场等大型商圈,周边道路的通行情况将受到一定影响,停车场进出口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近期的早晚高峰期间,轻微刮蹭事故和...

北京朝阳一公司职员返韩后检测阳性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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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一公司职员返韩后检测阳性是立即对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场所凯宾斯基公寓一区及一至三区一层公寓底商,佳程广场一至三层及其A座、B座进行封控管理,严禁人员进入。三是全面进行环境消杀,对无症状感染者工作场所及居住场所全面进行消杀,面积共12万平方米。朝阳区将继续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按照三防、四早、九严格的要求,从严从实从快抓好疫情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