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录》包括家养的传统畜禽和特种畜禽共31个种，列入《目录》的动物，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针对此前关注度较高的狗是否列入《目录》，农业农村部在说明中回应，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已从传统家畜“特化”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禽，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4月9日澎湃新闻)
“狗为伴侣动物，不宜列入畜禽管理”，这意味着国家立法层面“狗肉将被禁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份部门“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前，深圳等多地已经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明确提出“禁止食用猫狗”。在多年的舆论呼吁、社群论辩之后，“禁食狗肉”借着最近的特殊契机，终于得以迅速推进。这貌似是机缘巧合，实则也是大势所趋。
众所周知，立法禁止食用特定动物，逻辑依据无非源于两个维度：其一，防疫需求，也即阻断“病毒”“疫情”的跨物种传播;其二，伦理需要，为的是捍卫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良知和价值系统。如果说，“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是出于前一种考虑，而“禁食猫狗”无疑是基于后一种道理。“狗是人类的朋友”，很久以来，人类对于“狗”的人格化赋义，以及狗类所扮演的“陪伴”角色，客观上都建构起了一种特别的情感连结，这是“禁食狗肉”的最大驱动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就是对“原始欲望”不断加以规制的历史。事实上，农牧生产的悠久进程，早就筛选出了最经济、最合适的蛋白质来源，体现在法律层面就是“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在满足果腹和营养所需的前提下，人类社会“杀生取肉”的对象其实是不断收缩的。
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吃狗肉”仍然是个别群体和地方的风俗传统。而诚如我们所见，其也一再招致众怒，冲击了多数人的感情，撕裂了“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基础。需要厘清的是，“禁食狗肉”绝不是多数人强人所难逼迫少数人就范，而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饮食习惯的新定义。须知，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从来不缺肉类蛋白质的获取渠道，缺的只是自持自制，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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