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斯诺的《两种文化》一书指出,人文与科学的本质有很大不同,它们逐渐疏远,无法交流。五十年后,我们回首再审视,才发现两者的区别终究没有那么深刻。

半个世纪前,数学和生命科学与上个世纪的情况截然不同——观察更细致,理论更透彻。然而,科学家们仍然继承了上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持积极态度,认为绝对真理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与科学相比,五十年前,世界刚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各种战时,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歧视,残忍,就像一场噩梦!在战后的世界里,骚动还没有结束,大家还没有得到更好的住处。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和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已经不能对人类世界和人性抱有乐观的想法,而更多的是对人类未来的怀疑。很多人甚至对世界抱着严重的悲观主义,认为世界其实是荒谬的,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并不是绝对的。这样一来,人文和科学就无法交流了,他们满足于彼此孤立,甚至不求交流。

今天这个横膈膜好像变薄了。随着科学发展起来的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普通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也不再是实验室里某些学者的高级研究。普通人也深刻感受到,过去基础研究的知识,其实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例如,先进的物理研究和使用核能的技术会导致核弹的灾难。然而,适当控制核能可以为人类提供几乎无限的能量。再比如,大量的化工产品投入农业,可以增加农业产量,减少病虫害,造福人类。但所谓绿色革命的好消息是破坏生态环境,被诟病。由于对这些问题的敏感,人文学科开始从哲学、文学和历史的角度仔细审视数学和生命科学在人类世界中的作用。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科学研究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性吗?

在科学家中,有些人对科学研究是否完全具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性同样敏感和警觉。有些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视科学家的行为及其思想渊源。所以,看似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无法避免其变化和社会约束。比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和他的自然法概念就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来源。但牛顿的宇宙观与他的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和神律密切相关。再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家,人民,还有其他人都经历过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连希特勒都用他的科学理论来执行他的种族灭绝罪!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思精神。库恩的范式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来看,意味着历代的科学研究往往受到当时某些主题的制约。当主题发生变化时,科研中的思维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随之变化。同时,主题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环境也有着对应关系。因此,科学研究不是完全自主的。

同样的自省也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找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包括哲学和历史在内的社会和人文学科深受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它们的共同点是,人类理解和解释自己和人类社会,这往往受到各自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比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观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其社会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这个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理性”的信仰。理性不再是绝对的,那么相对理性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

这种严重的怀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系统理论的逐渐出现是同步发展的。从欧洲历史发展而来的“现代世界”,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根植于“理性”的信仰。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比以前更多,欧美以外的许多文化,如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的佛教,都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随着各种文化的接触和影响,犹太教、齐焦度教和伊斯兰教体系的宇宙观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现代化”已经不像三十年前那么有说服力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概念和理论其实都是对“现代性”一词所代表的意义的批判和反思。这股浪潮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也对以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对主义成了大张旗鼓,五十年前已经压倒了当时的理性主义。

心理学和生物科学领域也有重要的文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牛顿的力学世界提出了另一种思路。物质和能量不断变化,不再有真正的物理宇宙。w .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考虑到观测和测量带来的因素,我们能做到吗

去真正的检查?最近混沌理论指的是分形的无限性,那么如何用有限的观点推导出无限的含义呢?在信息科学逐渐发展的项目中,科学家试图构建人工智能,而模糊逻辑的出现则是指人类思维中的非理性部分。

这些发展都严重削弱了一些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理性和客观都有其局限性。从西欧启蒙时代开始,这些行为在现代科学中长期发展。科学家们曾经有相当大的信心,如果他们掌握了钥匙,他们有一天会揭开宇宙的大秘密。与五十年前相比,今天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谦逊了。他们逐渐认识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界隔绝,不能独立。理性就像一只蓝鸟,似乎难以捉摸。

数学科学的方法论已经进入了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很多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都是用定量的方法来抵消个体的特殊相,而注重群体的共同相(也就是陈天吉教授所说的个体集合而产生的群体特征)。定量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人文社会研究的一些宏观理论是从群体线性发展而来的。定量方法将数学引入人类活动的研究,也弥合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差距。

《生活大爆炸》剧照

人文和科学之间的障碍必须消除

相对而言,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人文与科学的壁垒必须清除。我们必须努力去了解科学文化的底蕴,让这种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难。在未来的世界里,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会有更多的相互依存和纠缠。人类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但也不能不感到无奈。每个人都在遭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每个人都不能再置身于科技文明之外,不能不寻求理解科技文明。

一些学者试图弥合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差距,以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概念。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最近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一方面,他提出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借用地质学中“板块”的构造概念来描述五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时,他借用了生物学中断裂后的平衡来描述所有重组后的新世界。就像恐龙主导的世界,经过几乎完全的打击,变成了另一个哺乳动物主导的平衡体系。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试图从人文的角度来解释数学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去年出版了专著《美与物理》(《21世纪》,1997年4月)。他比较了p .狄拉克和海森堡两位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把前者的简洁明了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埃”。而且,他借用了唐代诗人杨先生的诗“精神灿烂,人品不凡”中的“出”和“出”,其文章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借代十分相似,真正将文学鉴赏引入了科学。杨先生还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源于他对数学美的直观鉴赏,海森堡的灵感来源于他对实验结果和现象学理论的理解。他还指出数学和物理的关系是茎上两片重叠的叶子。重叠的地方是两者的根源和源头。最后,杨先生从物理学的丰富性和包罗万象的特性中借用了诗人W.Bake(陈先生译)的诗句:

一粒沙子里有一个世界

花中有天堂

把无限握在手心

永恒宁妃是一瞬间。

其实这个比喻是佛教永恒时刻的翻版。杨先生对物理的鉴赏已经从数学变成了哲学。我们也不能由此引申,把数学和哲学比作重叠的树叶,同根同源,相似点。人文和科学不是这样的吗?两者都是人类思维中两个独立且重叠的领域。

我们关注不同科学部门之间的对话,并试图将不同学科发展起来的一些概念相互比较,找出一些跨学科的概念。我们的目的只是提醒学生,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时的,求知的过程只是试图了解自己,观察身边的世界;很多学术术语,也是为了方便我们观察和设计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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