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花兔

电视剧《青天衙门》中浦师傅的作用几年前曾风靡大江南北。小包在剧中为谭大人做笔记,提出幼稚的想法,偶尔友情恶作剧。

可是历史上的师爷就不会甘心做个插科打诨的男二号了,可能连谭大人都要礼让三分。那么在清朝,真实的包师爷和谭大人应该是站在哪个角色呢?

(小包与谭大人总是形影不离)

师爷是个主角

电视剧中的师爷一般在案件中做些供词笔录,在破案中也无心引出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可真正的师爷就要这种特异功能。他们虽然大多没有科举入仕,但也是学富五车。明末史可法抗清事务繁杂,入幕的姚康时值国难当头,一日三檄。因为有他的撰写,“史公檄文,多为世称”。为官员撰写文书底稿是最基本的工作。

战时如此,天朝的和平年代也是公务繁忙。大人们日理万机,人手不够,自然求贤在民间;当然还有的就是游山玩水,委托重任。只要他们的耳线打听到你是实力派,他们自然会请你出山。

剧中的谭大人是顺天府正三品的府尹,官大事忙,自然请人帮忙。但历史上小到县州府,大到朝廷六部、大理寺这些中央机关衙门无不例外。只要当时的每个衙门请4个师爷,全国的师爷总数就会有一两万人之多。在今天看来,他们就是编制外的公务人员。

(在公堂上笔录的一般是刑名师爷)

师爷不是写出来的

官人们招来的幕友都是各显神通,其中最重要的幕友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物的“刑名”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一般基本上只聘刑名、钱谷两席。谭大人剧中就只有一个师爷,那是因为他老人家事必躬亲,事务清简。因而包师爷就兼职了,这种叫做“邢钱师爷”。

如果任务嫌多,也可以把幕友的事务分割其他名目,比如“刑名”之外再分出“案总”,“钱谷”之外分出“钱粮总”。担任这些的多是幕友自荐一两名副手。所以同是州县衙门,“剧者需才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大人想要招多少,就有多少!

师爷们很难请,大概是他们也要为自己找门路,要自个挑好平台。一般来讲北方的官场事务多为治理河田,有时还要与政治挂钩,能够在当然得手也是幸事。据说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一份奏折,这奏折正好中了皇帝的意,借此罢免吏部尚书隆科多的官职。凭着这件事,他也对田文镜宠遇有加,后来田文镜兼督河南山东两省。这样如鱼得水的好局势实际上是他的幕僚,号称“绍兴师爷”的邬思道一手规划的。

田文镜能有坐稳多日也是靠这个邬师爷。有一次田文镜和邬师爷不和,邬师爷便甩手不干。结果田文镜诸事不顺,只好硬着脸皮再请邬师爷出山。邬师爷大摆架子,要每天有一个五十两重的银元宝放在桌上,他才肯提笔办公,田文镜也只好依他,雍正帝听说此事后还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到“邬师爷安否”,他早已看中这个人才。等到田文镜死后,邬师爷已入宫替雍正帝办事了。

“一人之下”的师爷

师爷才高八斗,能请来的师爷官员也是惺惺相惜。幕友和官员相处“交相重”,是官员的贵宾和老师,之前提到的邬师爷,在衙门里就是说一不说二的人,他曾经告诉田文镜若想要称为有名的总督,那就请他放开事务,让邬师爷全盘管理。不单是官员,就是杂职官,对他们也是礼敬有加。衙门上下都要尊称师爷们为“老先生”、“相公”,老百姓见了,也毕恭毕敬地叫着“师老爷”。

官员的公事要经师爷之手,所以官途前程可说全由幕友把握,所以凡事有劳师爷的也是要尊重他们。如果得罪,后果不测。清末著名的左宗棠就曾经凭借师爷这一名声掰倒一个总兵。

(左宗棠后来也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下级官员无论大小事务都来请示。他们都奉骆巡抚的话:“可请教寄高先生”。寄高先生就是左宗棠,得到此令寄高先生更加嚣张跋扈。有一次总兵樊夑拜见骆巡抚后引见左师爷,樊夑就向他拱了拱手,左宗棠发火为何不向我请安。樊夑顶撞他:“我作为堂堂朝廷正二品官,凭什么拜你这个举人?”左宗棠平生最讨厌别人说他没中进士,起身上前准备把樊夑踢出去,就是这么牛!

后来两人互斗不休,咸丰皇帝得知湖南巡抚的奏折多为左师爷代拟,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也为左力保。这样的话左宗棠升迁,樊夑被革职也就不是怪事。左师爷凭借才智完胜权威,恐怕也不是现代人能做到的吧。

有的是钱请师爷

师爷的架子都这么大,看来聘金和薪水也是相当可观。他们的薪水自然高过农工,那么跟当时的私塾老师相比又是如何?《儒林外传》中老童生周进在私塾教书,他的年薪是馆金十二两银子,加上正式的束脩,以及开学第一天学生给他老人家的见面礼,结果却是“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若与年薪最低一千两的师爷比起来,周进只有找地逢钻进去的戏份了。

因为师爷时常也相当于官老爷的老师,因而官老爷给他们的薪水美名为“束脩”。一般大牌的师爷的年薪是二千两,小牌的师爷也要一千两,能花钱聘请师爷的地方知县年薪才四十五两。这么,官大人得攒几年的积蓄才能请一个师爷呢?容我找个计算器算算……

不用算,官大人自然有的是办法。他们要横征暴敛的社会成长,只能正当的使用潜规则了。那时收税也是要到衙门里。零碎银块熔铸成银锭时会有些损耗,这时他们就可以再向百姓多征银两,称为“火耗”。征收粮食,作为漕粮集中发运时,当然粮食会有虫蛀、运输的损耗,这样他们又可以多征些粮食,称为“羡余”。

(经过复杂的程序成品的清代银锭)

这些“火耗”“羡余”什么的,照例可以由州县官公开收为己有。说到底还是下有对策,康熙帝曾经公开宣布:“清官并非一文不取民间,否则无法应付开支。州县官若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雍正时实行“羡余归公”,规定州县官取火耗合法,作为“养廉银”,并划定火耗比例。当然,州县长官当然不会只按法定比例收取火耗,他们也可以有种种理由再征。

收税既是如此,再加上下属各州县官的“孝敬”,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足为奇,每年拿着十万两左右的白银也算轻而易举了。发些钱给师爷只是件小事,实际上都是民脂民膏。

如此看来,清代也是个“冗官”的局面。满人信任的汉人官员一般也才能平平,派来做官的满清官员不熟政务也要幕僚。这样一来,一两万人的师爷队伍就横空出世了。大人们要供得起这些师爷们就要不断捞钱,而乾隆之后的世道,大人们哪里还能鱼肉百姓?等到清末张之洞上奏废除师爷,已经为时已晚。

改写郭建《师爷当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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