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的校训碑上,有启功先生的题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你知道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和真正含义么?让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

北师大校训 “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 小笺

文 李小龙

图 草虫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倒很简单,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很特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塑造人的职业,其“原材料”与“产品”都是千变万化的人,因此,对生产者的评价自然也就千变万化。不过,如果想化繁为简,也可以有极简明的答案,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条校训看上去只有简单的八个字,甚至还有两个重字,易读易解,但却文约义丰,所以,要想深入理解这个“答案”,还需试作笺证。

《世说新语》是古代“名士底教科书”(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语),担任开篇重任的是陈蕃的故事,首句便说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世说新语》

其中的八字品评与校训相似度极高,甚至后四字完全相同;前句从表面上看也相近,只是《世说新语》关注的是陈蕃在士林的影响,而校训要表明老师的职责,所以才会有一点微异。然而,这还不是这一提法最早的出处。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记载,邓艾字士载,十二岁时

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

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

《三国志》

可见《世说新语》对陈蕃的八字品评其来有自。不过,这也并非《三国志》的原文,而是邓艾看到的太丘长碑文。再查《文选》,卷五十八有蔡邕所作《陈太丘碑文》,其原文为“文为德表,范为士则”。究竟哪个更可能是蔡邕原文呢。《三国志》成书早于《文选》两个多世纪,且《邓艾传》所言,是邓艾到陈寔家乡读到的碑文,可信度更高,且其“名范,字士则”,恰恰照应此二语,也排除了《三国志》传录之误的可能性。

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文选》录了全文,看看前后文有助于理解。陈寔于“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终”,大将军何进遣使吊祭,并“锡以嘉谥”,其辞曰

徵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天不慭遗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宪。缙绅儒林,论德谋迹,谥曰文范先生。

徵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天不慭遗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宪。缙绅儒林,论德谋迹,谥曰文范先生。

蔡邕接下来便解释了这一谥号的出处,云:“传曰:郁郁乎文哉。《书》曰: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最后归结为“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可知此“文”与“范”是针对何进所赐谥号“文范先生”而来,而何进谥号前云“论德谋迹”,本就有“德”、“行”二类,何况其后用《论语》中的话来解释“文”,用《尚书》中的话来解释“范”,可知这必为原文。《三国志》所引,把“文”、“范”二字合于首句,次句并无着落,可见邓艾至颍川时,虽距蔡文写成仅二十三年,但其所见,已非原文。

蔡邕

从李详《世说新语笺释》始,后世注《世说新语》者均以此二语注之,其实只引蔡文即可,因其来源为一,不烦复引。不过,蔡文八字与《世说》八字孰前孰后却并不那样简单。据前引碑文知陈寔死于中平三年(186),享年83岁,则当生于元兴元年(105);而陈蕃之死在建宁元年(168),其与窦武谋诛宦官时《后汉书》有“蕃时年七十余”之语,则其生年与卒年皆当早于陈寔。甚至蔡邕也曾经品评过陈蕃,不用他求,《世说新语·品藻》首篇即云: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那么,《世说新语》此八字之评究竟为刘义庆或其门客自作抑或整理前代资料所成,难以确指。则此或为彼之前源,亦未必没有可能。

如果认为《世说新语》八字来自蔡邕碑文的话,我们对比这两个对句,可以看出,虽然很相近,但事实上《世说》之语在因袭的时候实有缺失,因蔡文上句言“德”,下句言“行”,颇有“内圣外王”的风范。而《世说》二句上言“言”,下言“行”,从广义上看,其实关注的都是外在的表现,并未明确强调人的内在修养。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以为校训是从《世说新语》而非蔡邕碑文脱胎而来,因为直观地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二句说了“学”与“行”两个层面,也都属于外在的或者技的层面,似乎忽略了精神修养这样道的层面。

不过,以上的笺只梳理了全句的语源,细节的地方却还未涉及——这一点直到我看到恩师郭英德教授《“经师”与“人师”》一文才豁然开朗,明白了这里面还隐藏着深意。

“行为世范”四字与世说下句全同;而上句虽可指其仿自《世说》或蔡文,但毕竟前无来历。其实,这一句并非表面那样简单。

郭老师指出,中国古代一直有将“经师”与“人师”并举的说法,《资治通鉴》引用了这个说法,胡三省注“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八字时说:“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这段解释也十分巧合地包括了“师”与“范”两个关键词,最重要的是,将授人知识的“经师”与教人做人的“人师”区别清楚了。由此可见,校训前句还当再以胡注笺之。这里的“学”自然并不只是“学问”,因为那只是经师而已,而是指学养,指《论语》中所云“虽曰未学,吾必谓其学矣”的“学”,如此方可为“人师”,不只以“师”对“范”,徒取其工巧而已。

以此来看,好老师是什么样子,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最后,用郭英德老师《经师与人师》中的一段话来结尾:

往大处说,“人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教师的最高嘉许,是教师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往小处说,“人师”也应该是每一位教师对自身的终身期许,是教师言行的自我约束、自我戒律。

往大处说,“人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教师的最高嘉许,是教师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往小处说,“人师”也应该是每一位教师对自身的终身期许,是教师言行的自我约束、自我戒律。

谨以斯言与同道共勉!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作品有《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墨子译注》、《武林旧事校注》、《千字文全解》、《论语全解》、《西湖梦寻注评》、《夜航船》整理本等。

文章来源:京师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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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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