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就像一副眼镜

《中国纪录片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是国内首次对纪录片从业者进行的画像和研究。纪录片从业者的调查关注纪录片界的真问题,着眼于纪录片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本期专访嘉宾:徐蓓

徐蓓,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她是纪录片《大后方》的总制片人、总导演以及其中三集的分集导演和撰稿。她的作品有《陈小梅进城》、《细细的小雨》、《进城》、《迷徒》等,这些作品在大英博物馆、曼彻斯特人类学电影节、圣彼得堡人类学电影节上展播。

△中国纪录片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专访徐蓓△

Q

您最感兴趣的纪录片题材是什么?

历史类、晚清到民国

徐蓓:这有一个不同的过程,我在刚刚开始从事这一行的十年时间,对社会现实类的题材,兴趣特别的浓厚。比如拍过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拍过三峡移民的问题,还拍过重庆棒棒军的生存状况的问题。

后来我去英国读了书回来以后,因为一些偶然的机遇。比如说到我手里的都是历史类的题材,而正好这种历史类的题材,都与我很多年以来的阅读,和我的兴趣,一下子就契合了。所以这段时间,应该说近五年以来,我对历史类的题材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国的这段时间,我现在是花很多精力在这一块。

Q

您最看重纪录片的何种价值?

一副眼镜、思想性

徐蓓:我觉得纪录片有很多价值,比如说为这个时代,为历史保存影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我最看重纪录片的价值,是它的思想性,是它对我们当下社会的观察与反思。

我打个比喻,纪录片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了纪录片以后,就像我们戴了一副眼镜,透过这副眼镜,我们可能对这个我们以前熟悉的当下现实,或者历史,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对这个社会包括对我们的历史,去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解读、反思,我觉得这是纪录片最有意义的价值。

Q

您的剑桥留学经历为纪录片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加速器、角度转变

徐蓓:坦率地讲,我觉得人类学是一个很专业的学科。之前我做的一些片子,其实隐隐的带有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我们拍社会现实类的纪录片,总会跟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或者是某一个族群,发生很长久的、深入的观察和联系,其实这是人类学的方法。

我突然发现,思考问题,看选题的角度,一下子就变了。没有去剑桥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甚至有时候更小,是一个重庆人,或者是一个西部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我觉得,当然不止是剑桥,剑桥可能是一个加速器,它也可能跟我很多年的阅读有关系。

Q

您眼中理想的纪录片人是什么样的?

一门手艺、热爱生活

徐蓓:首先我觉得得对职业有正确的认知,它是一门手艺。这个手艺它给我带来了收入,它能让我养活自己,然后我觉得幸福和快乐,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定位在这个上面。第二,我觉得纪录片人,应该热爱我们的生活。

我不太喜欢把纪录片人看作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定要苦大仇深,一定上顿吃了不接下顿,一定每天穿着牛仔裤到处奔波。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跟社会,还有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觉得都要非常的热爱。纪录片这个职业最棒最棒的,不是它带给你多大的收入,是它就是你的生活本身,是因为你喜欢的一切。比如说你爱好的音乐,你喜欢读的书,你喜欢结交的人,都会在你的职业当中去体现。这是这个职业最棒的地方。

Q

纪录片拍摄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幸福感

徐蓓:当别人问我你有没有幸福感的时候,我会确定的回答你,我有幸福感。这就是我觉得20多年的纪录片的从业生涯对我的影响。

Q

请您用一句话来评价纪录片人的生存状况?

越来越难、越来越好

徐蓓:我的评价是8个字,越来越难,越来越好。由于大家对纪录片的要求和审美的目光在改变,所以越来越难。我觉得做一个合格的或者优秀的纪录片导演的门槛会越来越高,你会付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层面的努力,去做好一个纪录片导演。

那么由于越来越难了,可能就会越来越好。这是相对的。你从事这个行业的门槛越高,你花出去的功夫越大,你自己的水平在提高,你做的作品,就会更好,那么你的片子就会更多人喜欢,你自己和你本人的片子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市场。这就是我理解的越来越难,但是也越来越好。

统筹:赵 晨

采访:刘雪君 王明华 彭馨仪 叶源昊

撰文:彭馨仪

编辑:胡文倩

责编:刘 刻

此文转载于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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