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回忆录：我的一生

作者：戴承斌整理：遵义师院戴老师封面摄影：戴祥荣 作者： 戴承斌，山东齐河人，生于1915年5月，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贵州剿匪，历任战士、班长、筹粮工作队队长、连副指导员、连指导员、营党委委员，1952年4月在贵州转业地方工作，历任区委组织委员、县农林科副科长、科长、县水电科科长、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县文化馆馆长、县总工会副主席，1983年2月离休。 整理：遵义师院戴老师，笔名ZYSYDXL,1947年7月生于山东齐河，66届高中生，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贵州大学数学系，中共党员，遵义师范学院教师，副教授，曾在国内报刊和文学网站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 《回忆录：我的一生》序 言 遵义师院戴老师
整理完父亲的回忆录，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父亲是一个南下干部，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贵州剿匪，1952年4月在贵州转业地方，先后在遵义的余庆、湄潭、凤冈等地工作过，1983年2月离休。
父亲1995年10月去世后，留下一部手写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从小时候说起，一直到68岁离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大致记述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的一生。父亲写这部回忆录时，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但他对他一生中的许多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连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以及当事人的姓名，都能一一道来，这令我非常惊奇。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于寨子村一个贫农家庭里。9岁以前的事不大记得了，听大人说我走路很晚，3岁那年才安上腿学会走路。9岁到10岁在离家50多里路的东马庄读了两年私塾，老师叫张振乾。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读了《上下论》、《大学中庸》、《上孟中孟下孟》。1926年我11岁，在本村于寨子小学念书，编在乙班，从第4册开始读。那年军阀混战，败兵不断路过我们村，老师傅玉正胆小，不敢来学校教书，9月到12月，一册书没教完，都荒误了。第二年，读完《诗经》，到了7月，刚开始读《国风》，老师家出事打官司，又上不成学了，7月到12月又都荒误了。1928年换了个老师叫戴连厚，是我的本家，我叫他二叔。那年3月，国民革命军把山东军阀张宗昌赶跑了，学校里孔子的牌位，换成了孙中山总理的遗像，两边贴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上面还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遗像下面是《孙中山先生遗嘱》，老师叫我们天天站在孙中山的遗像前念，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学校上午学国语、常识、三民主义，下午讲解《四书五经》。我还记得国语第一课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中山先生，姓孙名文字逸仙。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在广东省中山县，又名香山县翠亭村……”这一年我13岁，学问大有长进。
第二年，1929年，我14岁了，上半年跟着爷爷戴玉亭开始学做农活，下半年又回到小学继续读书。到9月的一天，父亲对我说：“小，你甭念书了，爹供不起你了。”于是，我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告别了学堂，回到家里干活，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父亲叫上我跟他一起去挑布送布，挣几个脚力钱。一块土布8寸宽，2丈5尺长，足足有2斤半重，开头是12块，后来慢慢加到16块、20块、26块，一天要走100多里地，到1931年我16岁，已经加到36块，有80多斤，顶个成年人了。就这样跟着父亲，我一直挑到1935年20岁。 二、在黄河防汛工地上
1935年我刚满20岁，古历8月初8，我和邻村的马秀英结婚。我比她大5岁，她娘家在官庄，离我们村只有5里地。那个年代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结婚之前我和她连面也没有见过。第二年，1936年古历十一月十七，大女儿祥英出世，小名富哥。
结婚以后，岳母马冉氏托人给我在黄河防汛工地上找了个事做。1936年古历9月初8，上午我离开家，先由齐河北二分段段部电信局的张汇东给我写了介绍信，然后到山东河务局洛口料厂报到，下午体检，第二天开始受训，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事动作。受训结束安排我给大伙儿煮饭，全厂40多人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做。烧火、拉风箱、蒸馍、熬稀饭、做菜等等，还要保证按时开饭，我从未误过事。1936年古历11月，我又被分到山东河务局二分段防三汛当汛兵，主要是在黄河坝上抢险，干土工活，如推土平车、挑土筐子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防三汛临时解散，只好回家务农。
1938年正月二十六，一起在防三汛当汛兵的王新声来我家，说汛长王文治要他告诉我，可以从新回工地干活了。第二天我们就回到汛上，“山东河务局”的牌子换成了“黄河工赈水利委员会”， 汛长王文治又叫我在汛部厨房煮饭，吃饭的有一个班12个人，班长姓孙。
1938年古历11月，爷爷戴玉亭去世，汛长准我的假，回家奔丧，不想从此就永远离开了防汛工地。守完爷爷的“三七”，正准备回工地，父亲对我说：“家里没劳力干活，今后你哪里也别去了，咱全家6口人，死活在一块好了。”于是我便留在家里，干起了农活，一年四季，春种秋收，耕地锄草，割麦扬场，农闲还要推小车上地里送粪、铡麦秸和稀泥抹屋顶，什麽都干。 三、不脱产的农村干部
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家乡建立了“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叫张耀南。我们村也成立了民兵自卫队，我当队长。当时八路军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活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联络送信，盘查可疑人员，护送八路军伤病员等。我曾带着我们村民兵自卫队，配合肖华支队，从王厅出发向西北行军到边庄，打汉奸肖明文。平时具体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叫艾兆亮的抗联小区党代表，经常教育我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对我的帮助很大。
1941年古历十月二十六，二女儿戴祥兰出世，小名叫小改，意思是改生男孩。在前还有一个女儿，8个月大时，大人下地干活，她一个人在家被狗惊吓，不久便离开人世。我爱人连着生了三个女孩，母亲很不高兴，直到1944年古历九月二十四有了大儿戴祥荣，母亲对我爱人的态度才有了好转。为了好养活，大儿小名叫三妮。那几年我都在忙村里的事，家里的事我都没大管，里里外外都是我爱人马秀英一个人操持料理。
1945年古历10月初6，父亲戴连恭去世。就在这一年，我被选为村干部，先是当农会管帐先生，从1946年10月起担任农会宣传委员，成了村里不脱产的村干部。 四、入党参军
1947年2月3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入党介绍入是孟现金和于好奎。当时，河西县人民政府搞了一个多月土改，主要是分地主的浮财，什麽粮食农具、衣物细软、桌椅橱柜、车辆牲畜，统统分给贫下中农，当地群众称之为“刮风”。搞完土改回部队，好多人大包小包带回不少东西。教导员房岳辛问我：“老戴，你拿了些嘛回来呀？”我说：“两手空空，嘛也没拿。”房教导员故意说：“你真傻！”我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光用嘴说说就行了，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房教导员说：“老戴，你做得对！” 六、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
我们旅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中原，进军大别山。1947年6月30日晚9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大军，强渡黄河天险；经过28天激战，取得了歼敌九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8月7日，突然甩掉死死相缠的敌人，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过黄河，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防止敌机轰炸，渡河一般在晚上进行，天亮即停。野战军主力渡河用了两个晚上，其他部队、民兵和担架队以及各种物资、车辆用了１７个晚上。在这段日子里，黄河指挥部所辖７个大队共运送战斗人员３０余万人次，武器、弹药和粮草等物资不计其数。７月４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及野战军领导机关从孙口渡河。后来，人们称这里为“将军渡”。
本来我们部队也要随刘邓大军过黄河的，最后却留在了黄河北岸，编为陈毅同志领导的华野十一纵队五十三旅九十七团。于是，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改为掩护刘邓大军过黄河。后来才听说，刘伯承和陈毅两个司令员在交换意见时，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个部队，县城里盘踞着王三珠和丁寿本两个土顽，当地人民深受其害，都盼望着早日得到解放。1947年腊月，在离东明县城100多里地的一个村庄的场院里，我们全团集中召开了动员大会，团政委张治安同志作总动员，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提出的口号是：“决心打下东明城，迎接春节过新年！”“作好充分准备，坚决拿下东明！”
晚上8点左右，动员大会结束，团长黄正洪同志下达了命令：“目标，东明县城，出发！”120多里路，走了一整夜，中间没有休息，一个劲地往前赶。快天亮时，我们部队到达东明北关城外住下后，立刻投入战斗准备。全连班长以上的干部，都找了代替人。共产党员个个挺身而出，积极报名参加战斗冲锋突击队，我也不甘落后，坚决要求参加战斗冲锋突击队，我们班的班长姜在先同志任突击队的队长。
古历腊月十六下午4点20分，总攻开始了。先是山炮、野炮、榴弹炮、八二迫击炮一起开炮，向城里猛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抬不起头来，实在憋不住了，就从东门往城外逃跑。连长赵东泉一看时候到了，不等上级的指挥命令下达，果断地指挥全连出击，追击逃跑的敌人。姜班长大吼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冲啊！”带领我们战斗冲锋突击队向逃跑的敌人穷追猛打。敌人受到前后夹击，被包围在中间，成了瓮中之鳖，只好乖乖交枪投降。这次东明战斗，共俘虏敌人一个营2000多人，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质堆积如山，全是美式装备。上次跑掉的王三珠，这回也被我们活捉了。在这次战斗中，我荣立团二等功，被提为副班长。部队东进，拉到周楼，在这里部队高高兴兴过了个闹热年。
1948年2月4日古历正月初五，部队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军，2月25日到达安徽，准备打太和。我们六连的任务是从南门打进去。2月29日战斗打响前夕，营教导员房岳辛同志作了动员：“同志们！敌人被我们包围了！兄弟部队已经开始攻城，城墙上尽是我们的人，现在，有利的时机到了！”一排长马有双一声令下：“同志们！冲啊！”我们三班班长姜在先带着全班12个战士往前冲，我在后面督阵。有个战士叫方泽清，是齐河县石家王的。思想出了问题，老是掉队，说了他几次“跟上！跟上！”他还是跟不上。我上去捣了他一手榴弹。战斗下来，开战斗检讨会，他给我提意见，说我打他。我说：“打你是轻的，你再不跟上，我就要执行战斗纪律。”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对，这个战士也承认他错了。
太和战斗结束后，部队东进，威逼牟阳。这是1948年3月，我被抽到营筹粮工作队，暂时离开了战斗部队。这一去，一直到1949年9月，其间，我们部队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以及沪杭战役等大小战斗，我也从筹粮工作队队员被提为队长。 八、进军大西南
1949年4月15日，我们部队到达长江边，开始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〇师一五〇团二营，当时我还在营筹粮工作队。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三、四野，一起横渡长江，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部队在安庆大渡口过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们就来一个穷追、猛追、狠追，打过长江后，我们七天七夜没有合眼，追得敌人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跑得比我们还快。
4月28日，部队接管上饶，杨勇同志到南昌，都没坐过，大家都坐得晕晕乎乎的，还不如走路痛快。在南昌下了火车，又开始了徒步行军，经上高、高安，9月中旬，部队到达湘潭，与兄弟部队四野战军会合。在这里，营教导员李舜清同志通知我到机炮连任副指导员，连长雷文泽，副连长郑甲申、王朝臣、徐恩前、徐恩伦、马光秀3岁，祥菊，我带民工回到余庆。当时，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为一县，称为湄潭县，县委县政府设在原来的湄潭县城。我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后，分我到水电科，任水电科科长。我还没有到水电科的工作岗位，县委办公室主任钟华林同志又通知我，县委决定抽我下乡搞中心工作。
这次下乡搞中心工作，全县共派出了几十个工作队，主要是帮助当地干部催收公余粮。工作队下乡前，召开了工作队全体队员大会，县委主要领导在会上说：“今年粮食大丰收，可下面有坏人，造谣说饿饭，有的干部上了坏人的当，搞瞒产私分。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要把公余粮按时按量收上来，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工作队一行三人，我任队长。我们先到了高台区凉井乡，到地里田间看了看，庄稼长得并不怎么好。当地老百姓说，今年天干，收成比去年还不如，哪里还有余粮卖哟。当地干部也叫苦不迭，都说要完成任务脑火得很。我说公粮是要保证的，余粮实在不行可以商量。这话不知怎么让县委领导知道了，把我叫回县里，狠狠批评了一顿，说我是右倾保守思想。然后给我换了个地方，要我到永兴区永和乡，还是催收公余粮。因为受到县委批评，这次坚持各个生产队公余粮必须完成任务，可一听当地群众和干部反映，心又软了，结果还是没有完成任务。不久，县委就把我抽调到遵义县巷口场，参加修红崖水库，一直到1960年8月。在红崖水库工地，我是工地党委委员，行政职务是安全保卫科科长。当时工地党委书记是张勇泉同志，去工地前他是遵义市城建局局长。 十三、在琊川工作的日子
1960年8月26日，我从红崖水库工地回湄潭到县委组织部报了到，县委组织部要我仍然去水电科任科长。可没几天就通知我到琊川区，协助琊川区委书记谈成荣同志工作，对外身份是县委工作组组长。当时，还是湄凤余三县合一的行政设置。
谈成荣同志原在余庆县松烟区搞青年工作，1953年我在松烟区任区委组织委员兼团工委书记时，他是团工委副书记。党领导团嘛，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他1954年3月入党，8月转正。入党以后进步很快，几年功夫，就被提为区委书记。这次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说，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叫我戴书记。谈完工作，他说：“戴书记，干脆你正式调到琊川来算了，你当区长，我当书记，我们一起工作该多好哇！我去给县委说。”我心里并不怎么乐意，可碍着面子，只好有口无心地说：“行啊！”没想到他当真了，不知什麽时候跟县委说了，不久便有人公开叫我戴区长。我说，组织上没有明确，不要乱叫，叫我也不答应。
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乡下跑，先到了大都乡的新华大队，石梁乡的朝阳、黔阳大队；又到了琊川镇的蒙坪、回龙大队，永和乡的沙溪、高桥、胜利大队；还到了长坪乡的新华、幸福、司里大队等地方。说老实话，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有的已经在饿饭，好多人上山挖蕨根吃。我心里很难过，我们流血牺牲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回来我和谈成荣同志交换意见，他也有同感，但又没有什麽好的办法。
1961年2月6日，刚过罢春节不几天，县委副书记袁瑞润同志正式找我谈话：“县委决定，要你到琊川区任区委副书记，兼琊川区区长。以后县委工作组撤销后，你就正式到职，不过在县委工作组撤销以前，你还要保守一段时间秘密。”1961年3月4日，县委宣布工作组撤销，我正式就任琊川区区委副书记，兼琊川区区长。在这之前，我按组织要求严守秘密，连我爱人我都没说，可区政府里甚至外面的人早都知道了。我正式就任以后，爱人带着贵珍、贵菊、贵生、贵芳四个孩子来到琊川，贵芳还不满1岁。当时二妮祥兰已经工作，在琊川小学当老师，小四祥岭在湄潭中学读初中。
我在琊川工作一直到1961年12月。除了区政府日常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坐镇红安管理区，我和段州成同志一个工作组，负责新民乡的新民大队，一直到1966年6月。 十五、文化馆工作
1966年6月5日，凤冈县委组织部部长饶士林同志向我传达了县委的决定，要我到县文化馆任馆长。他担心我思想不通，对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很重要，过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你喜欢文艺，党性又强，县委决定你去搞这个工作。当然，你是局一级干部，文化馆馆长是科级，但县委决定你的工资级别不变，还是19级，你有什麽意见和想法可以提出来。”我很干脆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共产党员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组织需要，我个人百无意见，请县委领导放心好了。”第二天，我就正式到任。接着我们全家也从农业局搬到了文化馆。当时，小四祥岭马上就要高中毕业，祥珍、祥菊和祥俊在读小学，最小的祥芬也快6岁了。
文化馆单位不大,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他三个，郑步清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余选华负责图书报刊工作，刘汉书是个女同志，负责财务会计工作。我们四个人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工作搞得很出色。我现在想起来，对他们三个人都有很深的好感，令人难以忘记。
我到文化馆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 文化馆首当其冲。我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三个一下子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扫大街。文化馆的图书被造反派造得乱七八糟，说是“封资修”，一把火烧了一大半，我看着真心疼。
1966年10月，我被抽到遵义负责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在湘山宾馆安排红卫兵的住宿。1967年3月的一天，一伙自称是凤冈农业局“革命造反战斗队”的把我从遵义揪回凤冈批斗，给我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牌子，游街示众。以后只要批斗县里的地区的省里的“走资派”，就叫我们站在台子上陪斗。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不配住文化馆的楼房，勒令我们全家搬到一间又黑又湿的木屋里。我的工资也停了，一家7口就靠我一个月15块钱的生活费艰难度日，我爱人真是作了大难了，真不可想象那段日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屋漏又遭连夜雨，在凤中读书的祥岭被造反派打成“411坏头头”，被关在临时作监狱用的电影院草礼堂里。祥珍和祥菊两姊妹还小，每天要给坐牢的哥哥送饭，当娘的弄不清楚这社会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从此落下了病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日子一直到1969年春天我被解放出来。
1970年3月，我接受当时的县革委下达的任务，与原凤冈商业局局长余仁伙一起组建凤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任队长，我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样板戏，人员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都是平时爱好文艺的积极分子，有演出的，有伴奏的，有男有女，一共41人。一开始我们主要排练京剧样板戏折子戏，有《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沙家浜》的“智斗”和“军民鱼水情”等，还排练了几个歌颂毛主席的小歌舞，到各单位和公社巡回演出，还参加了湄 常委 常务副主席徐世明 （农修厂） 常委 副主席
聂世福 （农修厂） 常委
郭伯峰 （外贸站） 常委
冉永德 （农行）女 常委
洪世家 （百货公司） 常委
刘讨吃 （造纸厂） 常委

县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11月15日，贵州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高居忠同志、凤冈县第五届工会委员会常委洪世家同志和我作为凤冈县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三个先到遵义与其它12个县的代表会合，组成遵义地区工会代表团，由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耿焕民同志和遵义地区工会办事处主任岳庚洪同志带队，于11月14日到贵阳报到，住在八角岩宾馆。11月15日上午，贵州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开幕，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出席，金风同志致开幕词，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葆华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省工会主席李明远同志作工会工作报告。大会开了7天，21日上午闭幕。
从贵阳开会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会工作。省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以后，县委决定由中共凤冈县委副书记白谦同志分管工会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凤冈县各级工会组织很快恢复建立起来，工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1975年，农历乙卯年，是我60岁花甲之年。这一年，我身患肝炎重病，开始我还坚持工作，后来感到实在不行了，只好向组织上请假，把工作交给工会副主席徐世明，由三女儿祥珍照护着我，来到河北我大儿祥荣那里，四岁的小孙儿拥军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他大伯家。当时大儿祥荣在河北元氏空军部队任飞行员教练。3月5日我们从凤冈出发，当天到遵义，住在遵义师范二女儿祥兰家，第二天到贵阳，上了贵阳到北京的火车，在河北元氏下车，儿媳吴淑芹把我们接到他们的住处扣村，这儿离祥荣部队的营房有四五里地。我们在扣村一直住到7月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7月26日，我和三女儿祥珍，还有孙儿拥军来到山东泰安大女儿祥英家，她在泰安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教书。她带着我到泰安市医院，找到了我们老家本村街坊于好庭的儿子于旺清，他是医院的西医大夫，叫我大叔，见了我非常热情，领着我检查化验，确诊是无黄疸型慢性肝炎，给我开了处方，中西医结合治疗。治疗了差不多一个月，我觉得身体大有好转，思想上又开始惦记工作了。由于泰安没有直达贵阳的火车，我们先回到河北元氏祥荣那里，9月13日祥荣和淑芹把我们送到石家庄火车站，9月15日上午抵达贵阳，然后经遵义回到凤冈，第二天上午一早，我就到总工会开始上班工作。
我从北方回来不久，我爱人的病就老火了。1972年查出是胃十二指肠溃疡，1974年下半年转为胃癌，发现时已是晚期，手术后一直住在遵义师范二女儿祥兰那里。1976年11月23日，我爱人马秀英病逝，她走的太早了，差两天才满56岁。我爱人辛苦操劳一生，把八个孩子拉扯长大成人，自己没有享过一天福。我爱人去世后，我一直把她的骨灰保存在我身边，并嘱咐儿女们，待我百年之后，将我和她骨灰合葬在一起。
从1977年到1979年，是工会工作最困难的一段时间。1977年8月徐世明回农机研究所，申茂超调到县政府招待所，总工会剩下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遇到事情，连个商量处都没有。尤其是财经工作，一直是白板，拖了地区工会工作的后腿。没办法，我找到分管工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白谦同志。白谦同志说：“县委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决定把申茂超调回工会工作，同时还给你调一个女同志李维香来搞财经工作。”我一听非常高兴。李维香是松烟关兴人，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当年我在松烟工作时，去过她们家好几次，那时她还在关兴小学读书。李维香和申茂超调来不久，张永安同志又调来工会工作。人多力量大，工作很快就搞上去了。财经工作也有了起色，当年就筹集工会经费12582元，受到地区工会工作委员会好评，还奖励我们工会一个暖水瓶，一支钢笔，一张奖状。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离休，我们县的工会工作每年都是地区的先进。 结束语：离休之后
1983年2月1日，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一年我68岁。
离休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说起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教育下一代上也做过不少的事情。1952年我在余庆县松烟区搞青年工作，经常到学校去，给少年儿童讲解放军的战斗故事，讲红领巾的来历，讲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以后虽然不搞青年工作了，但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事情，让他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离休以后空余时间多了，也更有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凤冈龙泉小学聘我为校外辅导员，他们搞活动都请我参加，每年清明我和孩子们一起来到烈士墓前，为烈士扫墓，给孩子们讲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我还把自己讲的整理成讲稿，印发给同学和老师，很受他们欢迎。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好像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关心下一代是我们这一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把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
1995年6月11日 完稿于遵义 附录：八姊妹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