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红/文

隋朝书法中继承两晋、南朝、燕梅、北朝、熊训、朴拙遗风，唐代的楷书、徐雄树和法度森严的格局，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楷书之名出现较早，最初论书所用"楷"字，皆为本义。老子《道德经·五十六章》"楷式"，王弼注云 "楷，同也。古今之所同，则不可废。"《玉篇》朱谦之注曰:"楷，式也。"《广雅·释估》谓:"楷，法也。"楷书在隋朝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南北书风的互相交流融合，使隋朝楷书逐渐走向整饬，下启初唐诸家楷书，并为中晚唐颜、柳诸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书法的发展从东汉魏晋的"尚韵"进入第二大高峰期 "尚法" 阶段。目前所见隋朝楷书，多为铭石之书，结体大抵分作"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出自北魏、东晋，后者源于北周、北齐。传世隋朝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包括碑揭、墓志、造像记和刻经。其中以墓志、造像记为多。《襄宇访碑记》所载有百种人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隋朝碑刻多未具书者姓名，而且隋朝书家，几乎都难以界定，有的是在周、陈之时己负盛名，有的是成名于初唐时期。卒于隋朝的书家，只有智永、丁道护两人。其二人书风多承袭东晋二王平正和美一路。智永在隋时书法地位显著，工书者鲜不临学，主要代表作《真草干字文》风格娟静。丁道护所书碑刻多为正书，师从二王一脉又兼北朝遗法，平正朴茂，名噪一时，对初唐楷书的发展也有影响。



启法寺;故址在襄阳城南隅。隋开皇四年(584年)四月一日齐州刺史韦世康奉沼复建，初名"光福禅房"，后改"启法寺"，即宋之"龙兴寺"。《启法寺碑》乃隋朝民部员外侍郎福嗣兄弟为志其父韦世康造寺事，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602年)十二月十五日立于湖北襄阳。《启法寺碑》碑文由汝南人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李宝刻字，赵励等人题名，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家署名的碑刻。《启法寺碑》原石亡侠已久，传世尚有宋季拓本可见，尤以临川李宗瀚所藏贾似道钤"魏国公印"本最为著名，今己流传日本。明张绅《书法通释》曰:"古无真书之称，后世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繇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此亦可见隋时楷书，盖不尽从北派脱胎。其楷书工整典雅，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此碑北宋时即为书法家所重，欧阳修、曾巩、米市、黄伯思等都有所论及。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卷五中写道:“右《启法寺碑》，丁道护书······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欧阳询)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真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执卷茫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应为后梁贞明)中人所藏。”“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正谓此也。”其后又特许蔡襄跋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国(今安徽亳县)人;隋文帝(581一6O4年)时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宋陈思《书小史》称其“善正书”。《兴国寺碑》《启法寺碑》为其代表作。赵明诚《金石录》收其《兴国寺碑》。米市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其在《海岳名言》中云:"道护所书启法寺碑，冠绝一时，蔡君谟题跋极许可之，谓腾薛纯陀也。阮元《北碑南帖论》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



《启法寺碑》作为丁道护的代表作，是极成熟的楷书碑刻。从总体书风上看，是实现从拙朴向精美、荒率同规整的转换，这种转换，标志着书法艺术的成熟，同时也正是由于转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隋代书法有着较大程度的自由和选择。即便是出自丁道护一人之手的两件作品，亦存有不同。赵孟坚曾比较丁道护所书的《启法寺碑》与《兴国寺碑》认为:"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下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启法寺碑》用笔精到，点画规整，线条劲挺，结字方整，恰如陆薛所云从《启法寺碑》审其用笔，淬厉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从字的势态上看，健挺之中寓柔和散逸的笔调，这显然是朴拙的隶体的遗韵。而宽绰的结休，则是延续六朝碑刻的旧习。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南北"登基之初，甚重文冶，优礼学者，曾"沼购求遗书于天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平陈之后，因其书多出陈宣帝太建时所抄，纸墨不精，书亦拙劣，于是"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霹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至大业初年(605年)，天下承平日久，且炀帝又重视江南文化，好聚集图书经籍，《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有称炀帝即位，秘书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柑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抄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由是，朝廷甚重书法，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虽然杨隋书手的情况已不可考，但据韦述《集贤院注》"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作萧子云体，赤轴绮带，最丽好。"其书法出自萧子云，当属南朝流风，院中书手或多属南人。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各置博士二人， 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四十人。隋启唐制，是时既设有书学，吏部取士，亦应有书科。

随着国家的统一，在南北朝晚期已经开始的南北书风融会的进程加速了，体现出了融会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康有为说隋代书法的情况是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 故简要清通，汇为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芦荟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又说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从书风看，具有明显的南北兼融的面目。在短短的27年里，一种书风不可能轻易形成，所以隋朝书法的确认，有力地说明了南北书家在此前早已互相影响了。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产生于隋朝，这些书家被当做隋代的书家，但其书法美学思想必须与南北朝联系起来考察。还有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也在前朝作过官，其书法活动则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开始，他们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很难按时代来划分。甚至可以说唐初的书风，与其说是延续隋朝，毋宁说是南北朝书风的延续。

隋朝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复制古代法书的方法：摹和拓。这使得古代经典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影响范围更大，被更多的学书者所师法仿效。在一些地区如敦煌，由于抄写经文的需要，为一些人提供了接受书法教育和从事书法活动的机会，大大促进了书法的普及。隋朝时期的文学家、画家，与书法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许多人身兼两职，另一些人对书法也时常发表意见。这不仅使得书法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很大提高，而且得以从其他领域吸收有价值的观念，从而充实书法的审美内涵，提高书法的文化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隋朝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在其鼎盛时期，各体书都得到了社会重视，出现了专门家，形成了崭新的艺术风格，整体呈现开拓性、包容性的品格。随着朝代的更替，书体风格也在不断更迭和发展。隋朝国史短暂，书法成就主要表现在楷书上，有的以北魏为基础，而更加秀美典雅，如肃严端庄的《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平正和美的《启法寺碑》，似乎揉合了南朝书风，下开欧阳询格局;有的则谨传南朝家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为虞世南所继承;有的出于北齐、北周，如静穆细挺的《龙藏寺碑》，深沉圆劲的《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等，前者瘦健，已开褚遂良风范，后二者体势宽博，颜真卿书风隐然欲出。这些不同风格的碑刻都不同程度地对初唐诸家书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纵观隋以前书史，"法"和"韵"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韵"作为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是书家自身修养、学识在作品中的流露，但是它常常容易为人们所误导。二王书风以尚韵而立，被人们推至尽善尽美的境地，其根基是因为它具有一整套表现其"韵"的载体:纯熟的用笔技巧和超乎寻常的结构能力。而南朝很多贵族书家因为受到政治、时代的制约，写字大都是为了寄托情怀，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他们注意了"韵"在创作中的表现而忽视了"法"在书法本位中的基础作用。隋朝楷书以它的社会政治背景为依托，"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巧妙地将南北两种大相径庭的书风结合在一起。用笔和结字上将"自然原则"和"人伦原则"化为一体，在遵循人类自身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地强化一些标志"法"的符号，使得书法从原先的一种内在美不断向外在美扩展;呈现出一定的规范化形式，以便书家能够较容易地捕捉到"法"的影子。隋朝楷书在魏晋南北朝一个"尚韵"的顶峰过后，对韵的追求开始淡化，而"法"的概念又逐渐地被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此时的"韵"和"法"又恰恰达到了一种“中和”的境界，形成了空前的包容量和极强大的吸收力。隋朝楷书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由"重韵"到"重法"的演变时期，所以它的艺术价值就格外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进一步地进行分析。



整体审视，隋朝楷书在继魏晋楷书初创，南北朝楷书发展之后，其可吸取的面已相当广泛，钟繇、二王小楷的温文、典雅、凝炼，北朝碑版楷书的苍、雄、秀，南朝楷书的雍容丰腴都影响并滋养着隋代楷书。其次，隋朝历史很短，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固定的楷书模式。再次，隋朝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书法艺术同为上层建筑的古典哲学思想也正处于一个变迁的过程当中，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思想还未完全脱胎，儒家思想因为政权统治的需要而被重新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因此隋朝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儒道佛融合共存的阶段，而《启法寺碑》正是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上的折射，此碑融老庄的法礼思想为一体，加之作者自身的学识涵养，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淡"是一种将技巧与学问都融入人格、性情中的"淡"，而:法"则是以“朴”为前提，逐渐由原先的凝练、内化向宽泛、外化发展演变的"法"，如此的"天人合一"这样的融合叠加产生了生化反应般的效果，由于众多元素含量的不确定，书家对于各种风格思想的认识侧重不同，因此造成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这正是《启法寺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艺术涵量和魅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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