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制度从来只是手段,稳固统治才是目的。对于如何选择具体方式,我们可以借用中学政治中的一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我们今天看来合理的,在古代特定时期也许不合适;我们今天看来不合理的,但某些时期也许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对于周天子而言,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他无法直接管理辽阔的疆域:

第一,交通条件的限制。

由于山水阻隔、道路不足、交通工具落后,在战国之前,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极为不便。根据现今史学家的考证,在战国时期耗时10天的路程,在春秋后期起码需要30天;而在周王朝建立伊始,这个数字还要往上加。

直接管理的最先觉条件,就是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按照西周时的交通情况,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地盘都归周天子直接管理,有一天,距离镐京800里外的某个地区发生了叛乱,当地的军力不足以应对,于是地方官紧急派人向京师汇报情况、请求救援;一个月后,使者终于到达镐京,周天子召集群臣、调兵遣将、准备物资,整整40天后,中央的威武之师才抵达叛乱地区。然而,此时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派来的军队已经不足以应对,只好一边平叛,一边继续汇报、叫人。

这只是极端的情况,实际上,按照那时的条件,如果直接管理的区域过大,连日常的政务处理都无法有效实现。以之前的商朝为例,在持续的600年间,其都城“天邑商”虽多次迁徙,但都突破不了如今的河南东部、山东南部,这里就是商王的直接管辖区域;对于其他部落,也许能通过武力征服,但无法实现直接管控,随后只能允许其自我管理、定期朝贡而已。周王朝建立后,各方面的条件没有飞越性的变化,管理模式只能照旧。

第二,各地区的差异性。

华夏族在形成初期,实际上是不同部落的联合体,由于地理、资源的不同,各地区的技术、文化、语言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夏、商两朝,整体文明更为先进的中央统治区向顺从自己的周边各部落传递先进的文化、技术,同时接受他们的朝贡。但距离有远近、关系有亲疏、接受能力也不同,除了王畿周边的诸侯外,稍远一些的部落接受“王化”洗礼极为有限,有些甚至被视为“非我族类”。

在这种的大前提下,对于物产、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天差地别的各地区,不可能由周王朝统治中心采取一刀切,只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让各地区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可以说,但凡能直接控制疆土,周天子绝不会把权力带来的诱惑瓜分给别人。周王朝建立后,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而完善的“封建制度”得以建立。这一体系拥有以下特点:

其一,众建诸侯而寡力。

我们习惯于把秦至清朝的两千多年称为“封建社会”,但狭义的封建其实只存在于先秦。周王朝建立的“封建帝国”,呈现出宝塔式的结构,最上层是周王室,他是天下共主,直接掌控着以镐京、洛邑为中心的王畿地区,据考证,这一块顶多一千里见方。至于其他领土,则先后分给了约130个诸侯。要知道,周王朝最初的疆域实际上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往南抵达长江沿线而已;抛开被周王室的核心区,其他有限的疆域被敲碎瓜分,那些诸侯国的实力都远远低于周天子。

其二,以血缘关系为维系。

与商朝时不同,周朝的诸侯已经实现了全面换血。从周武王到周康王好几代君主,周朝不断把宗室、姻亲、功臣分封到各地,要么对原有的旧部落/诸侯取而代之,要么在无主之地建立新封国。当然了,在偏远地区,也有一些跟周王室没什么密切关联的诸侯,但它们的实力相对弱得多。

因此,周王朝的主要封国,几乎都跟周天子沾亲带故(唯一另类的也许是商朝后裔为主体的宋国)、都存在血缘关系,天子与诸侯之位都在家族内世代沿袭。周王朝以此将家族的势力推向了全国,政权的向心力、稳固性,远非夏商两朝可比。

其三,在认知、思想上强化周天子的权威。

分封制的推行,实际上也是宗法制的稳固过程。周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也是宗族中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各同姓诸侯国为小宗,那些异姓诸侯也通过姻亲与周王室成为了亲戚,他们共同尊奉周天子的权威。

而天子、诸侯之位,都采取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就是所谓的“宗子”。宗子继承管辖范围内的军政、财产、人员管理大权;除此之外的庶子都要尊重宗子的地位、服从其管理,由此世代沿袭,形成了稳固、有序的运作体系。

此外,周王朝还建立起一套严格而完备的礼乐制度,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阶层的权利义务、行为规范,使森严的等级制度被固化下来,并教化世人、规范社会,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巩固贵族统治。

通过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周天子一举三得:

第一,通过大大小小的封君之手,有效加强了对天下的掌控;

第二,各诸侯拱卫周王室,避免像商朝那样被外人推翻;

第三,将先进的制度、文化推而广之,加快了各地区的开发。

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周王朝的统治维持了约八百年,各封国的经济、文化、制度、思想等领域都实现了长足发展,以往的偏远地带得到了有效开发,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后世对分封制的评价极高。中国传统史家史家、统治阶层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往往会把郡县制归为前代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相反,分封制却经常被视作巩固王权的重要举措。比如,汉朝建立后,就吸取秦朝的教训,采取了郡县、分封并行制;晋朝也有鉴于曹魏中央孤立无援、被司马家族取而代之的现实,大肆分封藩王;唐朝建立后,李渊父子俩常年致力于分封诸侯。

因此,对于周王朝而言,分封制无疑是个成功的制度。但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诸侯国发展壮大、周天子渐渐被边缘化的现象呢?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推移,周天子与诸侯间、各诸侯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亲情随之疏远,互相间不再客客气气。

另一方面,各国君主水平有高下、各国发展有先后,慢慢地出现了实力差距。随着技术的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各诸侯直接控制更广阔区域具备了可行性,随之逐渐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的情况。起初,只是对异姓诸侯下手;到了春秋后期,同姓诸侯间的兼并也成了常态。就这样,分封制逐渐走向崩溃。

至于为什么周天子越变越弱?我们不用考虑制度和人的因素,只需要注意一个现象:春秋末期的强国,都是地处偏远的诸侯国:晋在北、楚在南、秦在西、齐在东、燕在东北;至于天下中心的上百号诸侯国,都沦为了牺牲品。原因很简单:外围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战略更灵活;中心区诸侯国犬牙交错,差不多都是四战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仅是周天子,起点最高的卫、宋、鲁也都陆续泯然众人矣,这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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