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说历史 对流民的潜在人群的防范，需要做到哪几点？

什么样的人算是流民的潜在人群？要展开这一节的讨论，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这一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国家。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所谓流民，其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脱离土地，离开家乡。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能迫使有着强烈家乡、土地归属感的民众远走他乡呢？晁错在劝谏文帝鼓励农耕增加国家积蓄时说道：“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从侧面表明

贫困是使百姓心不安，附沦为流民的重要潜在因素。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天灾和人祸都是制造流民的凶手。当大量平民和饥民在社会中存在，便会对国家的内部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统治者往往会出台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第一，轻徭薄赋。西汉建国后，吸取亡秦教训，贯行轻徭薄赋的财政税收理念。高祖将古来的十一之税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十二年曾两度“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也就是三十税一，到文帝十三年，甚至一度“除田之租税”。此后整个西汉时代都是以轻田租为主。

从侧面表明了贫困是使百姓心不安，附沦为流民的重要潜在因素。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天灾和人祸都是制造流民的凶手。当大量平民和饥民在社会中存在，便会对国家的内部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统治者往往会出台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第一，轻徭薄赋。西汉建国后，吸取亡秦教训，贯行轻徭薄赋的财政税收理念。高祖将古来的十一之税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十二年曾两度“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也就是三十税一，到文帝十三年，甚至一度“除田之租税”。此后整个西汉时代都是以轻田租为主。

轻徭薄赋的政策

在西汉前期确实起到了使农民安于耕作的作用。统治者将国家的荒置土地分配给农民，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自耕农。与此同时，采取优惠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安心生产，努力耕作，这是一个社会经济积累与发展的过程。建国之初，国家掌控户口有限，家中人丁单薄。因此，口赋、算赋也不至过重。总的来说，西汉初期农民所受压迫还是较轻的。这也是西汉前期，人口户数剧增，流民逐渐归籍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现象逐渐严重起来。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雇农、依附农民、甚至流民。时至于此，轻徭薄赋对雇农、依附农民而言已无利可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要要到地主的沉重剥削，也逃不开国家口赋、算赋、徭役的征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为了安抚农民不至流亡，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更多措施来保障农民的利益。第二，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官僚、宗亲、富商等群体，广大自耕农阶层则是被兼并主体。为了有效地抑制土地兼并、控制土地兼并带来的危害，西汉历任统治者都做了出努力。

西汉是以小农经济为支柱的封建制国家

自耕农是国家财政收入和兵役征集的主要对象。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国家的稳定发展，统治者往往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来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汉初刘邦就有意打压商人的发展，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重困辱之”。此项政策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双重角度，对商人实行了打压。到惠帝、高后时期，由于天下初定，为了稳固人心，于是稍微放松了对商人的打压，但依然不允许市井子孙为官吏。

由此，商人得以喘息，努力的进行资金原始积累，某些大商大贾的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商人有了余财，便在水旱灾害频发之际，趁机对破产的农民实行土地兼并。正如晁错所说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到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出现了第一次土地兼并的高潮。董仲舒认为秦朝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以及沉重的剥削，是导致大量自耕农失地破产，进而产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的重要原因。

结语：

而这种土地自由买卖之风到汉朝仍未有改善，于是董仲舒向武帝进言建议道：“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武帝中后期，由于战事频仍、灾害四起导致国库空虚、民怨沸腾。而富商大贾在国家危难之际，却“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由此看来，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董仲舒抑制兼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