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字少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曾先后为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出任英、法、美等国大使,巴黎和会上怒斥日本人,赢得极高声望。国民党逃台后,顾维钧继续为其主持"外交事务",退休后定居美国。

一、

顾维钧于188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幢老式住宅中。由于家道中落,做过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的父亲顾溶失业,当时一家生活无着落。顾母既要抚育两男一女,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因而不想再添个儿子增加负担,就用草药打胎。

然而不知是草药没有作用,还是上天眷顾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十月怀胎之后顾维钧就呱呱落地了。就在顾维钧出生的同时,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受聘于官办招商局担任帮帐,顾家的经济状况立见好转。因此,顾维钧被看做为顾家的"福星"。

顾维钧自幼聪明好学,4岁时便入私塾读书,11岁时随姐夫进入英华书院,接受新式教育,12岁时便与10岁的张润娥订了婚。

顾维钧在英华书院毕业之后,顾溶原本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已经向一家钱庄谈妥。张润娥的父亲张衡山知道后极力反对,他认定顾维钧必可造就,于是资助他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学资昂贵,张衡山仍不惜工本。

顾维钧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了一部分祖产,供他赴美留学。1904年,顾维钧到达美国,先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学英语,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外交学。

四年后,在顾维钧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直到这时才觉得父母包办的这桩婚姻极不理想,尤其未婚妻是一个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旧式女子,让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但迫于父命,顾维钧只好回国完婚。

结婚后,顾维钧坚持不入洞房。新婚夜藏在母亲房中度过,后来被迫回到自己房中,却睡在沙发上,从此与妻子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完婚后返回美国时,迫于父命只好带着妻子一同前往。他把妻子当做亲妹妹,通过朋友把她寄托在了费城的一对慈祥的老夫妇家。让妻子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他自己则回到了纽约,继续上学。

1908年冬,清政府特使唐绍仪访美,返国前夕,特邀40位在留学学生代表聚会。此举一为鼓励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

顾维钧以《中国学生月刊》主编的身份参加。此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在欢迎宴会上,自然而然成为了学生团体的代言人。他精彩而简短的发言,受到唐绍仪和著名外交家伍廷芳、颜惠庆的一致赞赏。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朝廷,但革命果实不久被北洋军阀所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关系甚好,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就职后,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就这样,拿到博士学位后的顾维钧于1912年4月启程回到了中国。回国后,顾维钧即被委任为民国政府的总理秘书,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的一切来往函电。这对24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受到这样的待遇 ,的确令人感到荣耀。

顾维钧不仅才华横溢年轻有为,而且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是有名的"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此间,顾维钧公余时间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了唐绍仪的三女儿唐宝钥。

唐宝钥没有留过学,对留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相貌、风度与谈吐打动了唐宝钥的芳心。唐宝玥的美貌大方、温柔娴淑,以及高贵的气质,也令顾维钧怦然心动。

顾维钧思考再三,终于写信向有名无实的妻子张润娥提出了离婚。顾维钧表示,离婚后张润娥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回国与他的父母一起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的物品,她可自由支配。

彼时,张润娥也已接受了西方文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所以也同意了这次离婚。离婚后,张润娥选择落发出家。20年后的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在上海得知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信并附送5万元巨款以"赎罪",然而都被张润娥退回了。

顾维钧与唐宝钥结婚后,因岳父唐绍仪的关系,他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也更稳固了,两年后出任美国公使,成为了当时最为年轻的使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于11月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不但没有如先前所说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1月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世凯保守秘密,否则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一时没有主张。

然而,顾维钧认为,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此时应利用世界各国同日本的矛盾,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世。因为中国的保密承诺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必要遵守。

后在总统和外交总长同意的情况下,顾维钧便在英美公使之间求得同情,不久外国报纸刊载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顾维钧揭露日本行径的文章,引起国际反响,对日寇构成了压力。顾维钧在中日问题上的看法,以及在这次外交中所表现的不凡勇气和才能,引起了外交部的高度重视,为他以后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奠定了基础。

二、

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幕,他的外交成绩发轫于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也在于此。

1918年12月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首先遇到的是和会席位问题。会议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三等,一等的是五个大国,分别为英、美、法、意、日,各国分别有5个席位;其他一些国家三个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两个席位。中国被划分为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

当时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由于英、法两国阻挠,顾维钧四处奔走争取席位无果,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会议。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妄图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获得会议通过。对此,美国代表没有顺应日本代表的意图,而是表示应该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山东省命运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第一代表团长陆征祥亲自参加。但陆征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大多是与会代表只懂英语,这显然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参加辩论,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站出来承担这副重担。

1919年1月28日,和会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国原在山东的一系列侵华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慷慨陈词,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

接着,顾维钧又从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了劣势。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主权所作的成功演说,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顾维钧也因此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形势对中国本来有利,然而导了4月,变化陡生。

因为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趁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各自的利益,几大国家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们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无论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均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陆征祥对此已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国内外团纷纷要求拒签。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话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定夺。而陆征祥此时已经住院多时了。

6月27日晚。顾维钧去医院看望陆征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团秘书岳某在看完陆征祥后先行告退,几分钟后却又急匆匆返回来,说在医院外面受到了袭击。原来,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拦住他们质问为何要签约。人们将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认为陆总长已决定签约,威胁说要杀死他。一个女学生甚至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枪对准他。他吓得跑回陆征祥的病房。

顾维钧对他安慰一番后,送他返回。当他们到楼下时,立刻被人围住。但人们看清是顾维钧时,气氛缓和下来,顾维钧告诉大家:"中国当然不会签字!"多年后顾维钧再次遇到那个女学生,方知大衣口袋里装的不过是一段枯木。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民惊讶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竟然空无一人!

顾维钧与代表团商议拒绝签字,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这次拒签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顾维钧本人也因在巴黎和会上表现突出,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代表之一,参与拟订国联公约。

三、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生命中的最后期限,顾维钧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尴尬,最无奈的时期。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一份战犯名单,顾维钧榜上有名,已令他不胜悲哀,而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还要为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继续奔波效力,承受他国的冷漠和不屑,令他十分难堪与无可奈何。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往事,这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尽力。"

顾维钧为国民党到处奔走效力,他恳请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恳请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可美国的冷淡回绝令他心灰意冷。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仍旧为巩固国民党政府,争取美国支持四处奔波,他甚至联合胡适等人企图在台湾组建一个国民党的反对党——自由党,企图改变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形象,博得美国人的好感。可是,蒋介石怎么会容许别人在台湾分享他的权利呢?这个计划注定以失败告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蒸蒸日上,顾维钧深知,他为之服务的这个旧政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本人的外交生涯也将宣告结束,他也有了退意。1956年,顾维钧诚恳地对蒋介石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希望由年轻人来接替他的工作,而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辞呈,也没有挽留。

之后,蒋介石通过张群之口,委任顾维钧为"总统府"资政。就这样,69岁的顾维钧结束了他十年的驻美使命,也告别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他在纽约郊外租了一所房子,那里草木葱茏,空气清新。他准备在这里过一段隐居的生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时间。

然而,就在顾维钧着手安度晚年时,来自台湾的叶公超的电报便送了另一个消息,一个足以打乱他计划的消息,叶公超在电文里希望他同意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维钧欣然同意。

顾维钧这一做,便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他退休了,终于可以拾起之前的计划,在美国颐养天年。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虽然一直身居海外,但却一直没有入美国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他越是思念故国家园。

1972年9月,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往拜见顾维钧,见到来自祖国家乡的故人侄女,顾维钧异常兴奋,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热情邀请,他既高兴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然而遗憾的是,顾维钧终究没能等到重返祖国大陆的那一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11时,顾维钧在家里淋浴方毕,正想披衣时,突然昏厥辞世,享年97岁。

顾维钧逝世后,蒋经国、宋美龄送了花圈,顾维钧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追悼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外交界人士致电表示哀悼,台湾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大加赞赏,极尽华美之词;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文报纸都载文表示哀悼。

灵柩中的顾维钧身穿制服,佩戴各种勋章,安适恬静。追悼会结束后,灵柩被送往顾维钧早在十年前选好的墓地安葬。

顾维钧离开了,但他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外交经历留给了后人,他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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