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口述：残酷青春

徐友渔：惨痛的青春

口述：徐友渔 撰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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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曾经编过一本书，名为《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的烙印，无论根他们的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要深得多，都要无法抹去得多，因为他们当时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年代。当再次回过头去回首那个年代的时候，徐友渔跟我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于过去自己做过的错事甚至是荒谬残忍的事情有没有忏悔的态度。”

当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属于革命队伍，想干坏事没有资格。即使有资格，从肉体上去侮辱自己的老师校长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也做不出来。即便是这样，贴大字报攻击自己的老师校长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有着非常深刻地反省。所以，在我的后半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我觉得不去做那种整人的事情，也不会去打任何小报告，并且对此类事情报以极端的深恶痛绝。

文化革命之前，我是个非常正统的人，正统到了可以说愚昧的程度。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当时正统到了什么程度？比方说，一个班主任，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普通团员，甚至也不是普通团员，成绩比我要差很多，只是因为他的出身比我好，那他说出来的话在我面起那就是对的，我只有听从和学习的份儿。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发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出身好的同学可以天天学习，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如果学习上花的时间太多就是居心不良。只好天天把时间完全用来学马列，然后就是写检讨。写检讨就是批判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暴露给组织，或者批判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其实早就不在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好像先天带有“原罪”，从小“毒害”了我。所以我还要写，写他们有多么“坏”。

在文化革命中，有些人很早就看到很多现象总结的不对。但是由于我太虔诚了，虽然看到了大量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学来的思想告诉我：要通过现象看本质，现象虽然不好，但是本质还是好的；局部的不好，整体上还是好的。这种过程我经历了很久，当大家都开始对于文化革命有一种反叛了的时候，这种认识还在我身上持续着。但是文化革命太荒谬持续的太久，等我最后明白的时候，我的反思反倒最彻底。

我觉得文化革命给我现在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一点就是独立精神。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会说独立精神，但是对我来说，我是要身体力行的，甚至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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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徐友渔讲完自己的思想历程，我问他：文革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他说，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在这些讲也讲不完的经历里，包含着的其实是惨痛的记忆。

我给你讲一个事情是非常有象征性的。文化革命时期，毛泽东大概接见了三千万红卫兵。当时吃饭不要钱，坐车也不要钱。1966年11月底，我从四川坐火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那次大概是在第八次被接见的红卫兵当中，在天安门，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最幸福的日子。受到接见之后就跑到西单电报局给学校发电报。当时觉得毛就是我们的司令，他指到哪里我们就冲到那里，对他是报着无限的忠诚。当时有句话叫“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毛泽东接见我们那一次，大概有二百万人，排着队从天安门经过。当时组织我们的解放军告诉我：你要看毛主席很快，那么多人一拥而过也就是分把钟。你们要很早就死死盯住天安门，那个站的最高的人就是毛主席，走近了你就能看到了。否则的话你就要遗憾终生。听了这番话，我就把所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虔诚感情都寄托在天安门那个最高点上，结果走近之后看到一个人在那里跑来跑去。我觉得伟大的领袖肯定不会那么轻率的跑来跑去。最后发现那个人不是毛主席，而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当时很惶恐，怎么极端虔诚的感情最后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件事对我的象征意义太大了，以极端的虔诚开始却以极端的滑稽收场。

文化革命我经历很多武斗，那就是死人，看到很多死人。当你看到人被打死，看到弹孔穿过脑袋，无论你的思想多么虔诚，你也会想：这到底是为什么？1967年，我在四川成都的一三二厂，是一个兵工厂。那一年在那里发生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群众们都组织起来去支持造反派。当时保守派是官方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表示了支持，他们说，革命群众在兵工厂受到欺压，惨遭毒打，你们必须去解救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中央还有文件指示保守派：这是兵工厂，兵工厂是需要保护的，谁冲进兵工厂就属于反革命行为，开枪保护兵工厂合理合法。当时就是这么荒唐，任何一方都是有道理的。我当时在冲进兵工厂去解救受欺压的革命战友的队伍里，保卫兵工厂人不多，但是都是最优秀的退伍军人，我眼看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的倒下去。后来造反派举行了大游行，抬着几十具尸体，中央又表态说保守派开枪属于反革命屠杀事件。后来随着事态的演变，一会这方对，一会那一方对，根本说不清楚。到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多人就死掉了。我不知道这些生命是捍卫什么，到底值不值？我当时是我们那一派中学的一个首领，我手下的一个红卫兵就在冲进兵工厂的时候被打死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我们给她举行了一个盛大追悼会。这种经历，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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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徐友渔就决定不考大学而是下乡，因为下乡是最革命的。他一直做着准备，每天锻炼身体，以便能够适应乡下的劳动。但是真正到了乡下，他才发现，原本健壮的身体还是不能适应那种极端原始的劳动。

1969年我下乡到四川绵阳之后，又有一个更深入的反思。当时下乡的时候，还是满怀着革命理想。我们刚才说到的反叛，还是在政治层面，觉得自己被文化革命欺骗了。但是最初的理想并没有变，当时到乡下去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就是为农村建设作贡献。到了乡下才感觉到农村普遍的贫穷，贫穷到了有的农民一家出去的时候只有一条裤子，这种现象，推翻了之前我们在课堂上被灌输的东西。之前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也曾经请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农民的一句话就是“旧社会比黄连还要苦，新社会比蜜糖还要甜”。到了乡下，村子里有组织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在进行忆苦思甜之前村里的大队书记还要去做工作，告诉他们是要忆蒋介石的苦而不是刘少奇的苦（当时把困难时期的责任全都推在了刘少奇身上）。当时在忆苦思甜的时候，开始农民还说蒋介石时代怎么怎么坏，但是说着说着，就说起当时地主怎么让他们吃汤圆吃肉的事情来了。后来我在乡下，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我所在的生产队就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这个数据是当时我一家家的走访来的。

后来还要吃“忆苦饭”，那种饭难吃得要死，据说这是解放前吃的饭。生产队把饭煮好了，要求我们必须去吃，那饭就像猪食似的，我们的同学们根本就吃不下去，但是不能不吃，不吃的话就说明你的觉悟特别低。可是当地的农民都抢着去吃，因为这是“免费的午餐”，他们还奇怪我们的“不愿吃”。

在绵阳，我待了三年。前几年我因为腰骨不好到同仁医院去看医生，医生看完之后就说：“你的青春是个悲剧。”这个病就是当时落下的，那时候，每天都要劳动到身体无法承受的极限。

我想摆脱这种摧残性的劳动，最终还是知识给了我这种机会。当时国家并不发展农业，对于农业没有投入，农村急需的化肥厂根本就没有。农村只好自己生产土化肥。我们那些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当地就算是最有知识的了，我们组织了农业科技小组，研制土化肥。这就脱离那种最原始最野蛮的劳动，拿的工分最高，而且作的事情很轻松。比方说培养一个细菌，流程需要二十天，我就看着流程。我利用这个时间，让生产队给我开了证明到四川省图书馆去借书。省图书馆一看证明，哎呀，是贫下中农，很热情。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大量的书。当时知识青年也非常活跃，很多内部书籍流落到民间，但是客观地说只有少数人才看得到。这段时光，是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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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命运捉弄，徐友渔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生命科学学者，但是现实中就会少了一个哲学家。不过从徐友渔的经历来看，命运总算没有辜负一直准备迎接机遇的人。

下乡结束之后，“亿万人逃离苦海”，当时很多人为了离开农村争破了头，发生了很多恶性竞争。但是我却对工业化机械化的流程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喜欢农村。但是我却自然而然的被调了回来，我也没有多么高兴。在工厂，我被分配的工种是锻工。那种劳动强度之大是没法想象的。大夏天穿衬衫都会热，但是干锻工却要全身捂得严严的。因为劳动强度大，所以没有办法一天整整干八个小时，跟别的车间比起来休息的时间会多一些，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我的口袋总是装着外语书，汽锤一停，我什么也不管，帽子也不摘，衣服也不脱，一下子就钻到防空洞里去念外语去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文革的结束是在1976年。1972年下乡结束后，我到了工厂，待了七年，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考入了大学，成了第一届的大学生，就是所谓的“新三届”。

考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是分子生物学。在四川，像我这样的年龄，重点大学都不收，虽然当时招收大学生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举措，但是在教育系统，政审的标准还是文革前的。考大学要单位出证明。为了证明我是优秀的，我抱了学的一大摞书到了厂里，我说我学过英语俄语德语，这三门语言随便你考，只有你们出证明说我是优秀的我才能去考大学。当时考试是考四门，考完三门我说我可以不考了，我的成绩已经够了。但是结果却非常惨，我落选了。后来才知道是政审的原因。后来邓小平知道了教育系统的这种情况，要求大学补招。学校当时说已经收满了，宿舍不够用。邓小平说可以让学生走读。这样，我才能进入大学，虽然是第一届，但是是补招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分子生物学这种重点学校才有的专业我就不能读了。当时政治条件不好的都去读了师范，师范给我发的通知是数学系，这对我来说还不算是太大的打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数学。去了之后，成绩也非常好。分子生物学学不了了，我就开始自学数理逻辑，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是到了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数理逻辑的研究生没有招，我只好找了一个跟数理逻辑最接近的专业，就是罗素哲学。然后就这样一路变了过来。

楷体部分为徐友渔向笔者口述

手记

手记

在徐友渔的讲述里，全都是关于“文革”的惨痛记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发问，相对于他的那些言说，曾经摆在我书橱中的那本《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徐友渔很不愿意涉及到具体的经历，除了哲学家善于归纳的原因之外，我想更主要的大概还是因为“惨痛”。实在是太过惨痛了，你看看，“我眼看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的倒下去。”谁愿意回忆这样的青春呢？但是这样的青春，谁又能够忘记？

用徐友渔自己的话说，那段时期的他跟别人比起来更加“愚昧”，而且这种“愚昧”持续的也比别人更长久。可是“我觉得文化革命给我现在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一点就是独立精神。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会说独立精神，但是对我来说，我是要身体力行的，甚至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说话，不是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么？种瓜的人收获了的豆子，或者连豆子都没有收到，徐友渔在无意中，却收获了大西瓜。徐友渔之所以能更构成为今天的徐友渔，大概就因为对于过去的“念念不忘”。

有人说：“一页历史远大于一卷逻辑的重量”。听了徐友渔的叙述，我觉得这话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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