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那事作文800高中】漂浮在古墓上的农民工

在整理之前，墓里堆满了杂物。新京报记者赵一飞的照片

朱罗第一次出现在新闻上，因为他出现在南京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墓里。墓的主人也叫周氏，准确地说，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个女儿，名字叫福清公主。

过去6个月以上，朱罗几乎每天晚上都睡在墓地的凉亭下。天一亮就卷好被子，抱在坟墓里，到附近地铁站广场等着工作。

和他一起生活的农民工最多有二三十人。原来黑暗潮湿的古墓被这群人用作仓库和住宅，成为临时庇护所。

福清公主墓的后房相当于2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中央放着2.87米长、1.6米宽的石棺床，一床旧被子铺在上面。东、西、南三面的墙壁里堆积着各种杂物。西边的衣服团下面藏着一袋盐、一袋洗衣粉和一瓶横躺着的旧醋。(莎士比亚)。

湿气太重，朱罗从没在坟墓里睡过觉。只有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内蒙古汉子睡在坟墓里。采访当地记者当天墓里没有人。进来放东西的主要路线是这样被相机捕捉到的。他看起来有点难为情。“我们没有找到工作。身上有钱，每天住酒店的话，在哪里能买到呢？”

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古庙派”是因隐居古墓而得名的。现实版《古庙派》最近没能清净。围绕他们，正在进行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讨论。有人提到农民工的素质问题，有人认为要加强文物保护，也有人问网友“死人和活人哪个更重要”。

现实版《高分子派》

朱罗今年30岁，患有癫痫，因打架入狱，他始终没有稳定的工作。父母早年离开家乡安徽，在上海打工。姐姐也已经在常州准备了房子。但是，朱罗很少和家人联系，也没有姐姐的电话。

他向别人解释说，自己被家人抛弃，被迫过着眼前的生活。“如果父母担心我，就早点来找我。看着我，没有希望，想抛弃我。单击

整个3月主要打工收入为1610元。其中4天搬钢管赚了800元。酒店开胃菜两天，每天9小时，15元每小时共270元；铺了两天草，本来应该收420元，老板没管饭，又给了20元。最后是3月24日，两个小时搬医疗器材，收入100韩元。剩下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在墓地、街道和地铁站广场之间来回走动。

包青公主墓整理后，工作人员在晚上巡逻。回答者公岛

和往常一样，朱罗每月有300元的额外收入，那是父母打电话给他买抗癫痫药。但是，整个3月过后，朱罗才收到这笔钱。别人问起，他支支吾吾地抱怨。“那英里。两天前我妈妈打电话叫我去死。”

一位年长的人在教育结束后说。“你这么大了，还想让父母管理到什么时候？不放过你就好。“主要是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向别人开口了。”和家人的关系就像开火车一样。不是线路，不能一起跑。" "

2019年春节，朱罗在南京过。他买了一些熟食，在古墓旁边摆了几道菜。还有和他一起呆过的74岁自称“首都岛”的江西人。

江西人叫王凤安，平时也住在亭子下的门廊里。不同的是，他靠捡废品谋生，有时好心人送来衣服和食物。(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食物)脚上有40码361运动鞋，是一名游客问他码数，特地买来的。(威廉莎士比亚，361运动鞋，运动鞋，运动鞋，运动鞋，运动鞋，运动鞋，运动鞋)

儿子们打电话关心。王凤安很少接。"你管理你，我管理我。"王凤安甚至想今年断绝这种往来。“我不会和你说话的。我不想要你的钱。看能不能成功。”

除了家庭特殊和经历不寻常的人外，还有漂泊在这里的普通打工族。陈光浩的家在安徽马鞍山，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他说：“坐电动车就能回去。”每年收稻子，老家不工作的时候，他跑来南京打工仔，一个月赚了3400韩元。

为了省钱，陈光浩的住宿问题也经常在墓地解决。有时他会跑到不远的鼓楼医院，像病人家属一样在走廊上铺地板睡觉。另外，肯德基也是个好地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早上必须在5点以上醒来。否则会被保安赶出去。

这几年在外面露宿的经历，陈光浩从未告诉过妻子和孩子们。“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单击

没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最多每天走8万多步，微信运动经常占据封面。每次通过灯、葡萄酒、绿色的城市，陈光浩只会边走边看，不愿融入除了吃饭以外的任何消费。(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食物)“显然，我离这里一点也不远。”

“穷得连鬼都不怕”

4月2日，朱罗站在地铁站广场结账，在自己最近工作的8天前，意识到“银行卡里只剩下几百块钱”。具体数字是多少，他没有透露，说过去半年多来一直处于缺钱状态。

主要也想过改变。三月中旬，他听说电子厂在招人，一个月算加班费可以拿到4000多元，所以打算长期劳动。

结果不到三天，他就争着离开。“每天都经过水闸，什么都没带就有声音，一响就再过去。我急了就不干了。”

事实上，除了管理规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进厂后发现收入似乎达不到被承诺的那么多。

就这样，朱路路又回到了街头。没有固定的工作，他要考虑节流，尽可能地减少生活成本。吃住问题排在首位。但比起吃饭，住宿对他来说更好解决，将就一下也能过得去。

距离福清公主墓不到一公里远的安德门地铁站附近，隐藏着一些廉价旅馆。它们没有安装标牌，只能从砖墙上隐约辨认出用白色颜料涂抹的“住宿”两个字。

在一家廉价旅馆，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满满当当地塞进5个铁架床，两个房间一共20张床位。上铺收费12元，下铺要贵上3元。就算所有床位住满，一天营收也不过270元。

廉价旅馆里的高低床。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床铺上的被子花色不一，全部敞开在床上，看起来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洗过。屋顶还能发现雨天漏水的痕迹。这里无需遵循禁烟规定，需不需要登记身份证，全在于老板的心情。

为了省钱，一些农民工连这样的旅馆也不愿去住。十几块钱拿来买饭吃、买酒喝，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到了夏天，露宿在外的成本开始提升。睡觉之前，朱路路会在头和脚的位置各点一盘蚊香，夜里若是被咬醒，还得续上两盘新的。“买一盒蚊香，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用完。”除了蚊子，蟑螂、蜈蚣也不时和他碰面。晚上失眠的时候，他就爬起来抽几支三块五毛钱一包的一品梅香烟。“这烟劲儿大，我睡不着了才抽。”

相比之下，冬天的大风和低温对农民工们来说更难熬。王奉安上了年纪，尤其怕冷。他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自己一共储备了7条棉被。下雪的时候，身下铺三层，上面再盖四层，出门还有两身军大衣可以穿。这些物资，王奉安已经记不清哪些来自城管，哪些来自社区，他统一归结为“国家给的”。有了这些，他能过得舒坦许多。

不考虑恶劣天气的影响，亭子下的环境其实不算太差，最大的好处在于开阔、通风。福清公主墓由于处在地下，常年见不到太阳，空气要差得多，墓室内还长有一些霉菌。

内蒙古小伙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有网友表示同情的同时开起玩笑，说他“穷到连鬼都不怕了”。他不屑地反问道：“能有啥事？啥也没有。”

从穿着上看，内蒙古小伙确实有些寒酸：外衣右侧已经开裂，星星点点的棉絮露了出来，脚上的鞋子破了好几个洞。

朱路路观察到，没活儿的时候，内蒙古小伙白天也待在墓里，到了饭点才出来买饭，吃完又回去，躺在石棺床上继续玩手机。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人也懒得很，什么时候没钱了才出来干活，有钱就不干了。”

“也”字背后的现实是，大部分农民工等活儿的时间要比干活的时间长。

今天又是没老板

农民工选择住在福清公主墓旁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离安德门地铁站不远。地铁站附近原本有一个劳务市场，2017年底迁到了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这里，不愿再跑远。

等活儿的人也记不大清楚，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局面是师傅抢手，如今成了老板难求。陈广虎形容，“每次有老板来，人就跟马蜂一样轰上去了”。为了抢活，有人把老板围起来，“像抱小孩一样抱住”；有人不顾劝阻，硬是挤上了老板的车；肢体冲突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朱路路觉得，正是这些事情把老板们搞怕了，很多人不愿意来。

没活干的时候，一些农民工喜欢打牌消遣。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技术活儿少了，但需求总还在，这时候就显现出好活儿与孬活儿的区别。有酒店来招临时洗碗工，4个小时给80元，算下来时薪也不低，很多人嘴上说着可以去，迟迟不见报名。有人骑着电动车来找建筑工，立马儿吸引了一大批人围上去。最终，一位被挑中的大工坐上了车，没地方可坐的小工只能背着包，一路跟在车后面跑。

日薪不超过150元的工地活儿，朱路路已经很少去，他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他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但这个标准是灵活可变的，如果身上没钱了，一切另说。

71岁的刘占强也在等待好活儿。他是这群农民工里年龄最大的，从安徽来到南京已经两年，虽然身体看上去很硬朗，年龄问题还是对他有影响。“一个月零七天了，我一直没找到活儿。”他的生活成本已经压缩到极致：一天两个馒头，只要2块4毛钱。热水可以到肯德基去接，不要钱。

有一次，他差点就捞到好活儿。那是一家自来水厂来招工，找人给沉淀池捞淤泥，一个月5000元，管住不管吃。最终，四位农民工得到了这份工作，其中一位已经60多岁。刘占强感到很可惜，他当时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赶到时已经错过了好机会。

又一个没等到活儿的夜晚，刘占强跟工友们坐在马路牙子上闲聊。工友为他算了笔账：“辛辛苦苦种一亩地，能收八九百斤粮食，一斤粮食1块多钱，除去农药、化肥、种子，一年下来比不上人家打工一个月。”这就是他们宁愿干等着，也不愿回家务农的原因。既然是等，就要严格控制损耗。“你说，农民工不睡马路，谁睡马路呢？”

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也睡在福清公主墓旁边的亭子下。媒体报道后，城管、社区等部门来到墓园巡查，对夜晚留宿的农民工予以劝离。有人把铺盖搬到了地铁站旁边的公厕下，那里的房檐伸出来一截，檐下刚好有一圈平地。对无处可睡的人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栖身之所。

农民工搬走后，墓园的长亭下显得有些冷清。四周的柱子上还留着他们待过的痕迹。靠近古墓的一侧，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段对白：你想干什么？我想当总统。对面柱子上的七个字看起来更现实：今天又是没老板。

柱子上写着“今天又是没老板”。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打游击

3月28日下午，一群城管队员和几名社区干部出现在长廊里。看到旁边的高压电塔下挂着毛巾、内裤，栏杆上摆着一些衣物，领头的人下了命令，要求全部清掉。很快，它们被集中到垃圾桶旁边。

作为重点清理区域，福清公主墓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大扫除。墓里所有的杂物都被清理出来，在墓室门口靠墙垒成一堆。墓室内部被仔细清扫了一遍。作为旅游景点的公主墓重新恢复整洁。

农民工们明显感觉到，这一次行动的力度要比以前大很多。

几位得到消息的农民工赶忙转移。有人心存侥幸，把被褥藏到了树丛里，也有人把行李挪到了亭子背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臭味。平日里，一些农民工习惯在隐蔽处大小便，而不愿去几十米外的厕所。如今，气味反过来熏到了他们。

每天来晨练的市民邓尧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他发现亭子下的农民工少了很多。

提起墓园里的农民工， 负责这一区域的街道城管科科长陈德平很头疼。他告诉记者，之前有人在亭子下生火做饭，城管部门在处理时，“有人拿出一把刀，威胁我们队员。”“挨骂就更常见了。”

类似的事情，邓府山社区党支部书记谭宁也曾听说过。“有农民工拿着刀，在附近一个社区门口堵了两天。”原因是，“你劝他走，他认为你动了他的窝”。谭宁对自己的安全问题有过担心，她知道劝离工作面临着一定的危险。社区为此专门作出规定：女同志去巡查时，必须有人陪同。

谭宁说，墓园公共空间被侵占的现象，之前就已经存在。墓园下方至今立着一块告示牌，牌子上称呼农民工为“民工兄弟”，劝告他们“自觉遵守文物保护法规，不再将墓园作为住宿生活的场所”，落款时间是2016年5月。

2016年，社区就已发出通告，劝说农民工保护文物。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如今回过头看，这三年间情况并未好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打游击”的说法，“你来他走，你走了他又来了”。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社区和民政部门曾为墓园里的农民工送过大衣和棉被，也联系过一些廉价宾馆，请农民工们免费住宿，但一些人始终持抗拒态度。“把他们送去救助站，也是一下车就跑了。”谭宁觉得，很多农民工并不在乎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障，他们喜欢的是在街头的自由。想干活的时候干活，不想干活就闲着。

谭宁告诉记者，雨花台区劳动局正在制定计划，以后每周四、周五公布一批专场招聘信息；街道则把招聘信息制作成册子，写清楚公交线路，看到农民工就发放。他们希望通过就业这个关键点来解决问题。

文保困局

空间资源的矛盾，因为文物的存在多了一重复杂性。就福清公主墓来说，保民生还是保文物，虽然不是一道单选题，但在现实面前，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部分农民工对文物保护认识有限。拿朱路路来说，他虽然知道墓是旧的，但认为“那是装饰品，主要是给游客看的”。一会儿又说墓是假的，“不敢把真墓放在这边，放在这儿会被盗的”。

朱路路的依据是，福清公主墓并非一开始就在这座墓园里。在他的理解中，从别处迁过来的古墓算不上多么好的文物。

实际上，墓确实是从别处迁移过来的。1998年，南京市文物部门对福清公主墓进行考古发掘。由于早年间屡遭盗扰，墓内出土的文物相当有限，但墓葬本身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在当时被认定为我国发现并保留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结构复杂、规格宏大的明代公主墓。换句话说，整座墓就相当于一件大型文物。

2000年，经专家和南京市文物局决定，福清公主墓易地重建，搬到了雨花台区的邓府山石刻艺术园。

雨花台区文保所所长台健胜回忆，福清公主墓出土时只发现了金纽扣等少数文物，但墓砖上刻有字，“和明城墙一样，都是工部督造”，其本身也是文物。当初选择迁移重建，纳入邓府山石刻园，是为了公益性展示。“向老百姓敞开，提供一个休闲嬉戏、寻古探幽的场所。”

易地重建后，福清公主墓的规格也在提升。2006年，它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福清公主墓2006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保单位。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台健胜告诉记者，在一年两次的巡查中，文保所没有发现墓园内的文物有明显的人为损伤，“只有风化、剥落等自然损耗”。文物保护与农民工问题产生碰撞，他认为是管理缺失的结果。

“疏永远好于堵，农民工本身属于弱势群体，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对于有人建议在古墓边设立栏杆等做法，他也明确反对，因为古墓就是文物本体，不能在上面打孔。“只能通过管理去改变。”

新一轮的媒体报道，给文保所在内的有关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他们已经筹划出新的解决办法。正在实施的，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公安、城管、街道组成工作小组，进行24小时的劝离。之后还将增设岗亭，对整个园区引入物业，“进行全面、长效的管理”。

被劝离后，朱路路（右）将行李从墓园搬走。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安德门个个是人才”

被劝离的农民工，又流回到安德门地铁站旁边的广场上。朱路路早就把铺盖转移了过去，王奉安要稍晚几天。夜里城管人员离开后，他偷偷溜到古墓的亭子下睡过四晚。直到第五天，才放弃像躲猫猫一样的睡前“游戏”。

午后，广场上的气氛变得安详。有人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书名叫《一只猎雕的遭遇》；有人抱着一瓶30元的白酒，打开喝了一口又拧紧盖子；还有人顶着阳光凑在一个唱戏机屏幕前，喇叭里传出电视剧《亮剑》的声音。

唱戏机是这位农民工十几天前花费300元购买的，“现在没钱吃饭了，想200块钱卖掉”。有人出价70元，他没舍得卖。

人聚到一起后，物品便以不同的方式流动着。一个胖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条活鱼，在广场上逢人就问要不要。有农民工买了一条，几分钟后有点后悔，问她：“你这鱼还能活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你问鱼去。”有位老太太抱来一堆衣服，朱路路看了看，花五块钱买了件黄色的冲锋衣，衣服上印着“XX外卖”四个字。一家餐馆中午的饭菜没卖完，下午便以五元一盒的价格填进了几位农民工的肚子。

夜幕降临后，广场上走过一名女子，朱路路扭过头小声嘀咕，“她就是干那个的”。

朱路路说，曾经有位中年男人找到他，掏出300块钱叫他去附近的公园“玩”。到了之后才发现对方是想让他帮忙解决生理问题，“我一脚给他踹到台阶下面去了”。

朱路路不是没有拿身体换过钱，他的方式是献血小板。一个月2次，每次可以拿到100块钱现金、2张蔬果卡和一些吃的。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突然犯了癫痫，清醒后被人告知“以后不要再来了”。

通过各种方式挣来的钱，相当一部分被换成了酒。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即使身上再没钱，酒也是不能少的。

张平是广场上有名的酒鬼之一。没活儿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要喝上半斤白酒。3月30日下午三点，张平已经躺倒在马路边的停车位上，吐出来的污秽流出去几米远。

第二天酒醒之后，张平不愿再提起醉酒的事。他摆摆手，直说丢人丢大了。他有些后悔昨天喝过了一斤，“白酒不能多喝，喝多就成傻子了”。他多次看到有人喝完酒后，没有任何缘由就将玻璃瓶摔碎在地上。清洁工已经习惯等人散去再过去打扫，不会发出一点怨言。“跟盲流没有道理可讲。”

平时，张平算是农民工圈子里受敬重的那一类人。他爱好书法，每天早晨都要给自己写一个招牌。老家开封的他，习惯在“瓦工”前面加上“东京汴梁”四个字。手机号码也被他设计成花式。一个人在外，张平懂得如何让生活多点乐趣。但有一样东西，从来都是他的心病，那就是家。“不能谈家，我的悲剧太大。”张平已经14年没回过家，打工时碰见一位老乡，他也只是问了问房子的情况。“只要房子没塌就行了。”最近，他还作了一首诗“满天星头离走屋，两轮驾我耳风呼。安德大街是终点，希望聘临贵公司”，题目叫《吟早》。

张平在餐巾纸上写的毛笔字。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摄

舍不得买纸，张平就四处搜集可以写字的东西。肯德基里别人没用过的餐巾纸、垃圾桶旁被丢弃的泡沫广告板、捡来的中华烟烟盒和快递纸袋，全被他写上了毛笔字。有工友需要写工作介绍，他的收费是10元。

除了张平这样的“书法家”，广场上还有“科学家”和“演说家”。

安徽人卢剑自称曾因打架、做违法生意入狱六年。在狱中，他有空就看书，从医学、哲学到科学一样不落。出狱后，他想要将沉淀下来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从时速3000公里的双层超级高铁，到一井多厢的超级电梯，再到20年之内实现6小时全国直达的超级物流，都在卢剑的计划之列。

卢剑说，他想通过参加江苏卫视《梦想成真》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最近他才知道，这档节目在2012年开播不久后就已停播。

公厕旁边，风头正聚集到一名年轻男子身上。从哥伦布到欧洲宗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越南战争，他慷慨激昂，嘴里像机关枪一样吐个不停。

一旁的朱路路听得直发笑，他很早就听过一句话——安德门的农民工，个个都是人才。还有一句是“安德门这地方，十个人里有八个鬼”。朱路路承认，自己也算在其中。

听了一会儿“演说”后，朱路路捧起手机，连上了公厕里的免费Wi-Fi。睡觉前，他想看几集86版的《西游记》。下载列表中，还有电视剧《飞虎队》和赵本山小品大全。

有人在离开前留下一句“回家去喽”，朱路路笑着对那人说：“回什么家呢？安德门不是你的家啊。”

（文中王奉安、陈广虎、刘占强、邓尧、卢剑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编辑 胡杰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