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有两处古迹和明代被冤杀的大臣有关。一是东长安街南边的于谦祠，一是广渠门内东花市的袁崇焕墓和祠堂。经过这两地时，我不由得想起这两位碧血丹心却不得善终的古先贤命运，心有难言的隐痛。
于谦和袁崇焕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他俩是科举出身，由进士而出仕。如果不是国家遇到危急情况，两人无非是认认真真做官，平冤狱，抚百姓而已。历史将两人推到了抗击外敌的第一线，他们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保住了社稷江山。
和于谦相比，袁崇焕更为不幸。于谦被冤杀，当时天下人包括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深知其冤。无非是因为明英宗“夺门之变”复出，重新获得最高权力，不杀于谦其复辟则师出无名，明英宗本人对于谦亦有一分内疚。所以，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登基后，很快就为于谦平反了。
袁崇焕则不然，他是在圣上的愤怒、大臣的嫉恨和京师百姓的误解合力下，被当作大奸臣凌迟处死。据说围观群众在刑场拍手称快，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死对袁督师来说，恐怕算不得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身处瞬息万变的战场中，随时可能以身殉国。袁崇焕最大的痛苦，应该是被他所保卫的京师百姓所误解、唾弃、痛恨。
袁崇焕是否真是因为后金的国主皇太极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而死，至今仍有诸多争议，“擅杀岛帅”、“与后金议和”、“市米资敌”这三条罪状并非他非死不可的理由。要说一位统帅在外领兵作战那么多年，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文龙是否该杀可以讨论，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位悍将或许过于严酷，但从法理上说，他有权请天子剑杀毛文龙。这不是袁崇焕惨死的原因，只是言官弹劾他的一条理由，让他丧命的原由是朝廷里的君臣和京师百姓相信他和后金私下里有密约，勾引敌兵入关。——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多疑的天子已经对他有恨意了，找理由并不难。
人臣无外交，任何朝代，大臣擅自和外敌订约，是死罪。袁崇焕不会傻到这样做，再说没有圣上的授权，谈判和签约后无法履约，敌人也不会和你谈。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双方主帅互派信使沟通，某个阶段相持而互不攻击的默契也许是有的。
中国自宋代以后，主张议和几乎是与“投降”“卖国”划等号的。本来战与和，是并无道德上优劣之别的手段，只要能为本国、本族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宋以后，无论君臣，谁也不敢主动说和敌人议和，明知不可战也得打到底，哪怕玉石俱焚，这才是英雄，是忠臣。明末朝廷两线作战，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席卷中原和西北、西南，外有后金劲旅的侵略。从战略上说，先和后金媾和，赢得一段时间的和平，缓解北部边疆的军事压力，集中力量剿灭内部的农民军，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这样主张，一旦这样主张，意味着要放弃辽东的土地，和以前臣服于大明的建州女真平起平坐，这让天朝上国的脸面何存？所以必须撑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我曾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晚明七十年》中有一节“离间计奏效的土壤”分析了袁崇焕被杀京师百姓称快的“民意基础”。1629年阴历十月，后金军队避实就虚，不与袁崇焕的铁甲正面交锋，而是饶过宁远、锦州防线，从北京正北方蒙古部落的地盘发起进攻，突破长城，攻陷遵化城，尔后在广袤的冀东平原驰骋。再绕过通州，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内那些吵吵嚷嚷的文臣，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居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感受危险，他们责怪手握全国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的袁崇焕，竟然让后金的部队攻打首都。袁督师成为千夫所指。
袁崇焕有他的苦处，后金的部队从北京正北面突破防线进入京畿，那里并非他的防区，后金兵进入到京东地区让他措手不及。但他最终还是很快带兵赶到北京城下勤王，在京师东南的广渠门外与后金军队大战，击退了敌军，京师转危为安。但北京城内的君臣和百姓吓得失魂夺魄，他们不感谢袁崇焕的解围，而是责怪他没有能够御敌于关外，有不忠不纯、三心二意的嫌疑。一旦有个导火索，袁崇焕就会变成人人皆欲杀的奸贼。
这世上的民意是飘忽不定、靠不住的。哪有理性的、稳定的民意呀？当一群人在某个时期受到刺激、感到危险时，情绪是特别容易被引导的。从内部找奸贼、找替罪羊是人民群众的拿手好戏，愤怒、恐慌由此有了宣泄的出口。只有事情过去多年后，历史的迷雾一点点消散，后世人才看清楚当年谁忠谁奸，谁智谁愚。但是新的“历史迷雾”又会笼罩大地，因为土壤没有变，1900年“庚子事变”中清廷亦是如此。“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刑场上围观袁督师的百姓，其精神后裔是代代不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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