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 : 低调的大家,有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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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1882-1965),书坛泰斗、文史巨擘,圈内人士都知道他的“三绝”:一是他为中国现代书法的开创者之一;二是他鉴赏字画只需一眼瞥之,即能识其真伪;三是1902年在嘉兴府中学堂教地理时,自己亲手绘制地图,这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便是一个奇迹(当时连教材也是自编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奇迹也好,三绝也罢,都非天生俱来,要想占有其中一绝,非千日之功则难以企及。可是,谁又曾知道,张宗祥在学书法前,并非是一个健康灵敏的孩子,而是一个手上长满冻疮,脚上患有严重足疾,体质虚弱,整天只能呆坐在家里的几成废料的孩子。

张宗祥的生父张绍基是前清举人,但生性淡泊,隐居乡里,从未出仕。张宗祥的外祖父沈韵楼,是有名的书法家。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弟,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幼年所患的足疾,几乎毁了他的一生。1885年,张宗祥4岁,患足疾。当时不知,实际上得的是骨结核。5岁,他的手足冻裂成疮,严重到至春天也未见好转。一天,张宗祥在厅堂上做游戏,不慎右足又误插入一只椅子的扶手交叉的花纹漏洞中,一个人想强拔出来,不料又弄伤了右腿,在关节处又形成一疮。大家都以为又是冻疮,但大半年过去还不愈,才知非冻疮。从此张宗祥不能行走,要人提抱。7岁那年,七姑母出嫁蒋家。婚礼之日,宾客满堂。张宗祥因不能走路,独自一人在楼上,想要大便,勉强去拿马桶盖,然而小手无力,不能举盖。盖子掉下,又压伤右足。足背肿后,又生一疮。真的雪上加霜,右足几乎残废。只见他身体日见衰羸。父母日夜忧虑,就打算让他学点画或学点医,这样将来自己好独立谋生。10岁,经过多方求医问药,已能用拐杖走路。这时他开始读《诗品》,练习书法,临颜鲁公《多宝塔》。11岁,能离开拐杖而跛行,读《鉴略》、《圣谕广训》、《孝经》等。12岁跛而就学,从姑夫费景韩先生读《四书》,学作诗文。当时,同邑的蒋百里丧父,正跟随母亲读书,两人相交甚好,并都喜小说,故时常互相借阅。张宗祥与蒋百里好学的精神,还表现在两人不仅潜心认真读书,而且还立下一个规定:即两人看过的书,必须互相考问,若答不上来,罚第二天不能再看新书,直至考答通过。从此,两人学识渐进,后来,蒋百里成为世界军事理论家,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人物,张宗祥也终成一代国学巨匠。在当时的海宁,乡人就美誉两人为“海宁文武两才子”。这一年,张宗祥足疾痊愈,邻居有个退伍伤科医师汪平甫,聘了武师教其次子习武。张于是每天早晚与其一起,刀剑锏棍,无所不习。有铁锏一对,左重11斤,右重13斤,张宗祥非常喜欢。从此,在张宗祥的老屋仓基河畔的紫微桥(又称西寺桥),可时常看到张宗祥兴致来时或挥剑舞棍,或吹箫吟唱的一代儒将的雏型。

据《国学巨匠—张宗祥传》记载,1894年,张宗祥13岁,中日甲午战事起,张宗祥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从此他关心国事,阅读报章、世界历史等,并时时自署“支那志士”作诗文。后来,张宗祥还自刻了“支那志士”印章一枚。张宗祥勤学早慧,是岁得佳句云:“劈开蛟室千重浪,捧出龙宫一颗珠。”其中暗含“有”字。“有”的左上部像是一只劈浪的“手”;右下为“月”字,象征海底明珠。此联想象丰富、对仗工严,而出自一个13岁的少年,真可谓神童。14岁,读《尔雅》、《诗经》;15岁,读《易经》、《尚书》,学作七绝诗,书法临写《颜氏家庙碑》。16岁,读《礼记》、《春秋公羊传》,学作应制诗文。17岁,读《春秋左氏传》,浏览《离骚》、《庄子》、《国语》、《战国策》诸书;书法参临小字《麻姑仙坛记》。自从练习书法8年来,皆承外祖父沈韵楼家法,未越颜体范围。张宗祥自恨因足疾而读书晚,又愤于时事,便苦谈于昼夜不歇,月有六七夜读至天亮。①阅读进取,已渐铸就中国一代文才。

这时,戊戌变法维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中国的形势又一次发生动荡,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学界思想大变。张宗祥放弃括帖之学,专研历史、地理、政治之学。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张宗祥字阆声,谱名思曾,这一年在参加书院月课考试,时方读《宋史·文天祥传》,景仰其为人,便在考卷上以“宗祥”署名。发榜时,他得第一名,从此便以“宗祥”为名,一直延续至终老。

张宗祥文武双全,他既会骑马、击剑,还能作曲。在北京时还做过京剧票友,所以他在晚年能改编昆曲《浣沙记》,改定剧本《十五贯》,编写剧本《平飓母》、《卓文君》、《荆州江》、《马二先生》等,并写下戏曲理论《中国戏曲琐谈》六大章。如果不是平时熟谙曲律,是很难让戏曲界信服的。对王国维与吴梅二位所著的戏曲史,他认为王国维因不懂戏曲韵律,所以在中国戏曲研究上逊于吴梅。他对王、吴两人的评价,在《中国戏曲琐谈》序言中既真诚又胆率地说:“……朋友中有两个人,可惜现在均已亡故。一个是王静安国维。他是专注书本上研考古代戏剧的,有《宋元戏曲考》、《曲录》等书。一个是吴癯庵,他是专从声律曲谱上研究音韵唱法的,有《中国戏曲概论》、《曲学通论》等书。静安博而不切实际,有一点中国书生的老脾气。癯庵倒是一个音律专家。但是,他们俩都用心在历代的曲本,从不肯回过头来着眼到徽、汉、京的种种戏剧……”②能对二位戏曲研究大家作出如此评判,足见他在戏曲方面的素养之深。

张宗祥是一个既博古通今,又爱兰玩玉的高雅君子,于地理、中医药等无所不精,是历代高士的传承者与化身。他一生喜爱兰花,并亲自培植。进他家门,便可闻到满室的清香,而在之后的友朋学生间论书问艺之中,张宗祥或谈版本目录之学,或议碑帖古字之源,尔后又间杂陶瓷玉器书画等诸多古玩,无一不明,无一不精。来访者听后无不点头赞许,辞别之时深感又上了一堂深奥的文化课。据他学生钱宝琮回忆,有一次他亲眼所见先生“一心三用”:一边抄书,一边与人走玩棋,一边回答学生的提问。先生之过人的言行学识,正若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至浙江海宁张宗祥故居题词所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细捋张宗祥一生之大业绩,一为书法,一为文史。张宗祥在书法上取得较大的成就,主要在于平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苦研习,以及他利用毕生的精力整理、抄校古籍所修炼而成的文化内涵所致。

抄校古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张宗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每抄必收古本珍藏,反复校改。因此,他抄的书都出现新面貌,远胜明清旧刊,无一不可以立时重印,至今他抄校的书出版发行已达十多种。抄校书籍几乎伴陪了张宗祥先生一生,57岁时,已抄书六千多卷。曾钤“手抄六千卷楼”的印章,其中有一部分书,抗战时期运往重庆,抗战胜利后,中央图书馆以木船运书送返南京时,途中在三峡翻船,书与船一起沉入江中。经此挫折,张宗祥毫不灰心,69岁后,仍抄校不辍。1963年,韩登安先生刻了一方“手抄八千卷楼”印章给他,他非常高兴,直至83岁时还抄校了柳如是的《湖上草,附尺牍》。张宗祥先生所抄之书不是稀世善本便是面貌绝版的孤本,故经他抄校之书皆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年有许多孤本若不是他抄录,于今恐已无法在世觅得了。所以他所抄校的古籍,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长女张珏曾记先生自题诗曰:“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张宗祥先生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1923年,张宗祥任教育厅长时,奔走募捐补抄,又组织人力到北京借文津阁抄阙补漏,详校,共抄4497卷,并将丁氏抄本择要重校5660卷,亲自题签,使全书从此完备。临解放时,国民党中央图书馆企图将此《四库全书》运往台湾,张老义正词严地对答:“你们要问浙江父老”,《四库全书》终于保留下来,现藏浙江图书馆,得与湖山共存,张宗祥挺身保护《四库全书》,厥功甚伟!此外,经张宗祥亲手校勘的古籍有:《说郛》、《罪惟录》、《越绝书》、《洛阳伽蓝记》、《国榷》、《山海经图赞》、《三辅黄图》、《吹剑录全编》、《明文海》等。因其学养,1919年38岁时被聘任京师图书馆主任(馆长)。

张宗祥先生是现代一位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尤以行草见长,蜚声艺林,被誉为书坛泰斗而为海内外人士称道。他自幼得祖父书法家吴仲珏的称赞,认为他的书法日后必超过舅父。父亲张绍基也致力于颜字,可谓家学渊源。他学书的经过是:七岁时初学颜真卿《多宝塔》始习行草,临过颜的《争座位》、《三谢帖》和大字《麻姑仙坛记》等;三十来岁后,方易宗李北海,全力临《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清华寺碑》,自此之后,一变颜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先后又以李北海力薄,遂临《石门造像记》、《张猛龙碑》,兼习汉碑,并将名碑参互研习。自此书艺渐精,名声日隆。1927年的一天,有人请章太炎写寿序,给酬五百金。章太炎发话说:“除张(宗祥)外余子碌碌,不可倩写此文”。那人遂转请张宗祥写此寿序,亦给了五百金。

张宗祥平时在书法的训练及其研习中,还总结出了一套对后学极有启发性的经验:关于笔法问题,张宗祥曾直率痛快地说过无所谓法。只是用笔以中锋为正,偏锋为辅,随宜适用。断不能用中锋或用偏锋。一僵化,就很难写出好字来。谈到执笔,他说,以大指距笔头二、三寸之间,乃可写小字,如要写大字,则要高些。字越大就越要高,运笔时就连眼睛也要高,身体也得随眼距而高,挺臂,悬腕,直至站着身写,浑身力气,多贯达笔端,“掌虚指实,持之以恒”,他说此八字也可称得上是写字执笔中的“八字宪法”。接着又解释道,所谓掌虚,虚则自然录活运动自如,指实,实则是使笔不飘浮而已。他还谈过汉隶中为何有用方笔和用圆笔之分的问题。他说,凡是用毛笔写字,自然不圆而圆。倘用刷子作字,势必转折处皆方。有人指张迁碑是方笔,实在是误认了张迁字公方的“方”字了。

据谭建丞先生回忆,张宗祥一贯重视大章法。他认为写字并不难,难在布局。字有大小、繁简、长短。一句中有时几个字重叠相连,如一山复一山,或行行重行行,知之为知之等,如果在落笔前不先把它在思想上安排一下,在写时中途思索变化,就不能达到通篇一气呵成之妙。即使个个字写得很好,也不甚可观了。他谈到他幼年学写字的情况,说早年用羊毫,中年应举后始用兼毫,因兼毫写字利落。但这是指写小字而言。后来则常用狼毫,于抄书时取其快。但是羊毫和兼毫也并非不用。用羊毫学书,转折处很不方便,蘸墨一多,毫毛就要散开。若写大字,毫软就容易伏倒。这就非要添劲不可。对初学写字者来说,这倒是好事,置易就难,利于练功。他说他幼年惯用羊毫的道理,亦即在此。在谈到为商店及一些单位写匾额、招牌,曾指出,凡作匾额大字,字形结构要稍长些,因从下仰望。字方就觉得扁了。稍加长些就恰到好处。这是人的视线的关系。

张宗祥生前亲笔写给谭建丞《论书韵语》(未发表)一篇,尤为精辟:“我欲师晋人,晋帖钩摹神已损;我欲师宋人,宋贤规范去晋远。平生自许有墨缘,真迹八千曾披看,虽为写经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强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为东晋四六朝。用墨之浓若点漆,运笔之快如挥刀,乃知魏晋诸名帖,自上石后存皮毛。况历宋明将数纪,翻刻纷纭不可记,裹锋滞笔类冻蝇,百字难存一字意。会心墨迹苦追求,戎路数行差有致,宋人学晋米家奇,纵横突过王献之。可惜不能作楷字,东坡居士能书碑,执笔过低亦憾事,墨肥肉重非我师。君谟拘谨山谷怪,蔡京笔妙名节卑,风子韭花成绝响,宋人风尚从可知。我言学书如练卒,须择一家致精力,倘然基础未能坚,乌合万人难部勒。宋疏晋远两难宗,低首唐贤求一得,晋书最重贞观初,则天继集王家书。万岁通天渺不见,兰亭尚有千本摹,欧褚颜虞各树帜,若求笔法承规模。况有雄深北海李,遥遥千载宗王起,神龙巨象思翁评,何处能容赵承旨。入晋之室唐为堂,六朝名迹供参详,用力能匀用笔快,贡君一语君莫忘。”

据姜东舒先生追记,在将近八十年间,就书法研习方面,张宗祥先生从没有一天间断过,清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练字,写足四、五十个大字后,才准吃早饭。七十岁后,每天早餐之前,总是背临一通《神龙兰亭》。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他最讲究用笔、用墨和章法。他认为这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成功与失败的基本条件。他写字时,喜欢用硬毫笔作行、草书,在表现效果上,要求纸墨调和,他常说:“写字要纸墨相称,写旧纸最好用旧墨,写新纸最好用新墨,这样写出的字才能纸墨‘不打架儿’,显得气韵和谐、生动。”当他提笔写字时,总是聚精会神,“一鼓作气”,其用笔之快,用力之匀,简直使人吃惊。看他写字,很容易联想到他称颂明末清初的傅青主草书时所写下的诗句:“笔如风雨气如虹,积健为雄见此翁!”当然,他的书风与傅青主不同,傅是以雄浑见长,他则是以飘逸取胜。他作草书用笔讲究起迄分明,反对刻意缭绕和故作狂怪。这一点在他评论王觉斯的草书诗中曾明显透露过:“颇有传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他通晓各种书体,但最擅长的是行书、草书,字与字间虽似“各自为战”,互不联属,但由于用笔灵活,书写时一气呵成,从整幅看,就给人一种浑然一体或者“一笔书”的感觉。在书法理论上,他很赞赏清代包慎伯所倡导的“气满”,他认为只有“气满”,写出的点画才经得起推敲:“如果就整幅看,一字张能象一个字一样和谐才成。”

张宗祥先生一生积累的书法经验非常丰富,姜东舒先生在《张宗祥书法主见点滴》中说过三个要点:

一、执笔和用笔。在笔法上,他是主张“中锋”用笔的,其理由是:中国书体的点画要求如此,毛笔的构造特点和使用性有如此,“五指执笔”、“掌虚指实”之后,就能笔正锋正。他常说:写毛笔字——特别是写大字,总是要根据点画以及笔势笔意的规律要求,将一支笔不停顿地起倒使转地灵活运用,但笔心(锋)却必须“常在画中行”。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临池随笔》中有一段论述,他说:“聚毛成笔,概名之曰毫,毫之端日锋。毫有逆用、顺用、转用、侧用,或逆入顺出,或顺入逆出种种不同,然其锋必居毫之中,方能无弊。何也?锋者毫之将帅也,此中锋之说也。世人乃就字形中求之,碰壁宜矣。”为了证实中锋用笔的正确,他在《论书绝句》中曾批评了翁同和,说翁晚年的字“极恣肆苍劲,然一生用笔毫不能直,锋不能挺,时有浮烟涨墨之病。”但中锋用笔并不是绝对的,他认为在整幅书法作品中偶用几下侧锋或偏锋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善书者所惯用的技法之一。为此,他曾多次指点晋唐法书中的某些点画给学生们看,说:“这里是用的侧锋,侧锋是为了取妍。”

二、硬毫与软毫。书体是跟随时代的演变而演变的,书写工具也在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学习书法在工具上也应“趋变适时”,他在《临池随笔》中曾说:“至篆则笔墨皆异,汉人所写碑头已因工具不同之故,变其体势。”在书写工具的使用上,他十分推重邓石如,认为“完白山人(邓石如)深知后世笔墨悉异古人,……故篆书专仿汉碑头,且笔锋转折尽皆露锋,此实深明古今作书工具不同之理,不能以其异古而议之也。”当前,毛笔的种类很多,但就其使用性能来说,大致不外硬毫、软毫、兼毫三种。张先生一生惯用硬毫或兼毫,但他却经常教导学生说:“硬毫软毫各有各的好处。”“但作为初学的人来说,最好先用软毫,因数用惯了硬毫改用软毫很难,但软毫用好了改用硬毫,不仅容易,而且写出的字,会别具一种韵致。”

三、读、摹、临。他认为读、摹、临碑帖和法书、墨迹是继承书法优良传统的一个好方法,也是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必须毕生坚持的一项基本功。他主张:“学书要吃透一家,遍学百家,自成一家。”他反对那种不讲传统空言创新的“才子气”,也反对那种死守师承、食古不化的腐儒陋习,以及见帖就临的“大杂烩”作风。他临法书主张整幅对临,“这样可以学到章法”。对于碑刻——尤其是魏碑,必须注意刀与笔的关系,不能“浑刀笔而不分”,他认为碑与帖之笔法实“出自一源”,“碑之误于刻,……帖之亦误于刻”,尤其是辗转翻刻,更易失去原来笔意,而学者往往不察,“并其刀刻方棱之处,亦皆仿之。”他认为,当学书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就要遍览勤临各家,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使自己从古人的窠臼中跳出来,写出新的独创风格。

张宗祥对学书的要求很严,但主要是:“要想把字写好,第一要学做人,第二要多读书,第三才是学写字。”这是他每次给学生乃至给自己的子女经常所作的训示。

历史悠久的中国书法被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称之为“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当然更是世界艺术中之瑰宝。在《张宗祥论书诗墨迹》的序言中,驾沧先生说:“书法艺术兴衰良莠,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民的素质……强化书法的内涵和审美追求,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书法的任务。回顾古代的大书法家和近现代的大书法家无不如此……海宁张宗祥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国学根基深厚,也由于他艺术兴趣广泛,更由于他汲古而敏求的精神与实践,他筑基于唐晋,印证于宋明,升华于董其昌的艺术,堪称王右军一系的中坚,亦可视为现代书法的示范”。

张宗祥先生的书法,爽利劲健,气度闲雅,“圆笔似折钗,方笔如剑背,故浓墨用于先生的笔下更见精神”(宣大庆)。张宗祥的研究者宣大庆教授曾这样评价张宗祥:“在浙江现代的书坛上,无论在书学理论上的建树,还是在书法艺术实践中的成就,以及真正起到一个‘领袖’地位的,平心而论,既不是马一浮、邵裴子(两老无瑕顾及这个问题),亦不是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三人均是张宗祥先生的晚辈,并不时地向张宗祥求教,恭敬地执弟子礼),而是——海宁张宗祥。张宗祥先生,是近现代浙江文史学术界的巨擘,是我国卓有建树的一代学者、书法家”。

1963年,张宗祥担任第三任西冷印社社长,并积极组织恢复印社的篆刻、印泥,兼售书画及西湖上碑帖等,与日本、韩国等进行文化交流,使一度沉寂松散的印社,重新凝聚并有了新的生机。

回顾张宗祥先生的一生,真是“一生学业自寻师”的一生,他在自写的诗中写道:“一生学业自寻师,务得贫多信马驰,科第虚名难慰母,医方小术未传儿。书宗北海轻难拙,画愧南田俗莫医,偶欲醉吟适无趣,非唐非宋乱题诗”。

潇洒、风趣、豁达、儒雅,张宗祥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他一生让人永不忘怀的书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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