怆然 “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是《美国历史评论》于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对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系主任的戴维·阿米蒂奇共同撰写的《历史学宣言》的尖锐书评，以及这俩位作者的回应。毕竟，作为世界顶级、学术影响因子居全球首位的专业历史学期刊，书评向由该刊编辑部指定，再向专家约稿，还须经过同行的匿名评审。然而，这篇书评自行投稿，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编辑部的“引言”称：这是一次“规则总有例外”，为创刊一百二十年以来的首次破例。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张扬激越，撼动视听。该书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热情呼唤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先是疾言厉色地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家沉溺于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接着高调鼓动历史学家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些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就像马、恩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书结尾也豪情满怀地声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沃尔特·谢德尔

于前近代的不平等，该书以探讨古罗马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类型而展开。前者，由古罗马帝国首创，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分封土地，不平等体现在延续至中世纪欧洲盛行的贵族封建庄园制度。后者，则是自秦汉以来，通过建立中央专制皇权，不平等基于担任官职而非私人经济活动所致。该书就中国历史关于不平等的陈述，撷取的案例有自秦汉之时“富者田连阡陌”的豪强，清乾隆之时富可敌国的和坤，再一脉相承和千年未变的，竟然还有据他说财富排在二〇一五年福布斯世界富翁榜上第五十五位的周永康。

可能并非危言耸听，是该书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要想大面积地消除贫富悬殊，只有通过他所谓“均富利器”的“四骑士” ——灾难性大瘟疫、大规模战争、剧变型革命和政权崩溃。简要说来，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败国家”，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来的普遍贫穷。至于灾难性大瘟疫，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财富大幅缩水，致使社会不得不趋向平等。如果反观该书没有详细谈及的中国史，虽没有多少历史大数据作为支撑，古人却留下了太多凄苦悲凉的相关倾述。诸如“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等——不早就深深地契入到我们的心髓和血脉中？

14世纪，黑死病席卷几乎整个欧洲。

实际上，与中世纪欧洲还有不同， 即“均富利器”在中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次数的农民战争。一九三九年，毛泽东与范文澜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个惨烈的历史脉络，可以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东汉黄巾提出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绵延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就此“贫富不相齐”的历史逻辑，龚自珍于清嘉庆二十一年撰写的《平均篇》，总结得最让人涕泗横流：“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谯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

与之相应，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史的研究是重点之一。该研究与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并称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时几乎所有参与者，虽都认为这些农民战争的爆发，归因于“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极度不平等，重心却试图论证如果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旧式农民战争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九六〇年代初，当时史学领军人物的翦伯赞稍微偏离主题，提出了统治阶级在大灾大难之后，从休养生息计，通常会采行“让步政策” 的观点。翦伯赞及其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轻摇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和“招抚流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减轻相关不平等的危机。

那时除了中国之外，英美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颇关注不平等和民众反抗。开创性的研究，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乱”、“社会匪徒”这两个基本概念，生动地描述了绿林好汉、黑手党、各种农民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宗教为凝聚力的劳工运动，以及诸如共济会和兄弟会这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一九七五年，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 汤普森，出版了《辉格党和猎人：黑匪法的起源》，讲述了十八世纪初在温莎森林区，众多面部涂黑的盗猎者与当局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故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毋庸赘述，关于 “原始叛乱”、“社会匪徒”，全都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理念。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来，一些基于扎实历史档案的学院派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原始叛乱”、“社会匪徒”的面目和实际所为，与通常所认定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一方面，他们是局外人、叛逆者、拒绝接受常规贫困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盗匪和罪犯。这些历史学家检视相关科西嘉岛、中国、希腊、马来西亚、意大利和巴西等地的底层反抗，并没有发现能与霍布斯鲍姆的到理论模型相匹配的历史人物。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强调经典理论的指导，当年那些马克思主义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确实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乌托邦化了这些底层民众反抗。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连二手资料都未曾予以详尽地搜罗整理，因为“本书并不意在成为一本详尽性的学术著作”。更生动的一个事例，是二战后在日本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也是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东京大学教授的田中正俊，对学生说自己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时常听见那些农民的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梦中的农民们不是说中文而是法语。田中教授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尤其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有学生开玩笑地打趣道：“不过，邓茂七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令人佩服和赞叹的，是那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寄予的恳恳挚爱和拳拳同情。不过，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之上，还有作为历史学家的永恒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适原则，方能有效避免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重演。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