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珠为何只判8年？

来源：上观新闻、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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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百名红通”1号人物杨秀珠贪污、受贿案的最新进展：2017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百名红通”1号人员杨秀珠贪污、受贿案，对被告人杨秀珠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追缴杨秀珠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二千六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五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至1999年5月，被告人杨秀珠利用担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市长助理、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1904.5155万元；为请托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5.43万元。

13年出逃路：辗转多国 多次提“避难”申请

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是她的弟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2003年3月，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人员带走杨光荣，并调走了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杨秀珠任温州副市长期间涉嫌贪污贿赂犯罪。

据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杨秀珠的弟弟杨光荣早在1995年就因为偷税被人举报过。得罪人无数的杨是省检察院的“敌人”，省检察院一直想立案，直到两年前一个姓周的商人供述给杨光荣行过贿，这才打开了突破口。那段时间杨秀珠上蹿下跳，到处找人救她弟弟。直到后来发现不可能，才下决心逃出去的。

2003年4月20日，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以看望母亲的名义请假，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出发，经新加坡出逃美国，开始了她的海外出逃之旅。其外逃路线辗转多地，先后逃至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期间，杨秀珠还向法国、荷兰提出“避难”申请。在申请被有关国家驳回后，杨秀珠又于2014年5月逃往美国，并且再次提出“避难”申请。

2015年4月，我国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其中，杨秀珠成为“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

2016年11月16日下午3时许，北京首都机场，杨秀珠走下飞机舷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机场休息室内，一张签发于2003年的逮捕证，终于摁上了她的手印。至此，杨秀珠13年海外出逃之旅终结。

2017年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杨秀珠贪污、受贿一案，杨秀珠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粗暴”女干部：曾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

杨秀珠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1961年参加工作，1977年步入政坛。1984年，杨秀珠担任温州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这个时期正是温州市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阶段，而杨秀珠的贪腐也正是从这时开始。

1995年，杨秀珠出任温州市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1998年，杨秀珠官至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虽然职务不断变动，但是始终没有完全离开城建领域，加上当时正值温州乃至浙江省城市建设超速发展的时期，这为她捞取个人利益提供了极大便利，直到2003年4月潜逃出境。

不过，除了贪腐，杨秀珠又不同于其他贪官，她的官场做派和个性特征实在是太过独特和鲜明。

从拆房起家的女人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杨秀珠当副市长的时候，当年的恶劣脾气不改，能够坐在桌子上对她的“马仔”破口大骂，比如杨秀珠骂她提拔起来的规划局长，“短命鬼，老娘到了你还敢迟到”。另一方面，她又简直就是大姐大：凡是她亲近的下属碰到问题，无论是子女上学、亲友就业，还是在温州越来越关键的住房问题，她全部都能帮助解决，随便找开发商批个条子，就是几万元的优惠。她的“马仔”，按照她的精心策划，几乎散布于城建的各个部门。

杨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她在温州旧房改造中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规划局长位置上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的负责人。“她会爬上房顶去拆房。”面对温州那些强硬的居民，杨做得更加强硬。“她穿着汗衫，不戴胸罩，破口大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在拆迁中，杨不讳言自己的权力，她本来是县前街道上饮食店的服务员，当年欺负她的领导就曾被她大骂：“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

资源控制导致财富充足

从1984年杨秀珠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足足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最爱说的名言是:“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杨的规划和破坏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她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批租土地给某外商，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还挖掘了一大块山体，“把温州的绿肺砍掉一块”，该外商巨大的贿赂已经被检察院查明。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早于全国。在当时的制度下，杨也采用招标的方式来出售土地。但基本上给和她勾结好的人进行漏标或排除性投标，即只有几个人能参加投标。当时那个外商就以排除性招标的方式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杨秀珠（右一）曾经的工作照（资料图）

一位市政府官员说：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当时温州建铁路的思路是，政府出让土地，建房地产，挣的钱再回馈到铁路建设上。对一些地段，政府采取不收地价或减免的政策。杨秀珠当上总指挥后，无形当中被赋予了很大权力，几乎是她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到哪块地。

杨的大弟杨光荣是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很早就有人举报他，说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地块，都是杨秀珠以低价划拨的土地，建成后的新房以市价出售，外界传说公司获利2亿多元，却一分钱没有用在铁路建设上。杨光荣去年3月被判10年零6个月。还有杨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铁和铁龙，都是杨秀珠的后花园和小金库。杨秀珠送礼、拉关系的钱，都是从这两家公司出的。

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

杨秀珠这个温州女子保持了她的底层特色，就是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那是她选举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反对的场合，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斥责书记：“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杨秀珠（资料图）

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爱出风头，在看见摄像机对准自己后，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一众人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出钱请某制作班底来拍摄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杨秀珠前夫李松坤说，“杨秀珠在家里从来不干活，但到了领导家里，她是拼命地干活。”1989年，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了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一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市领导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温州市纪委一名官员介绍，在温州，已经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讨好上级的故事始终带着几分乡土风味，并不是多么出奇制胜的法宝:

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想要讨好的人去挑选衣服。杨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进省就带名贵海鲜。她当了省建设厅副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

温州市原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据说，在她当副市长时候，迅速成长的她更增加了许多上面的关系。

出逃余波

在温州，有段时间最流行的新闻就是杨秀珠被抓后将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做坏事总有一天要暴露，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当然，也有一些人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才好。但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如果杨秀珠不被抓回来，就是最大的遗憾。

报道称，杨秀珠出逃之后，温州、浙江官场上百人被调查，十余厅处级官员涉案。

十多年如何颠沛流离，杨秀珠的想法却一直很“坚定”：宁死也不回国。据正义网反腐专题中引述《信息时报》的一篇报道称，杨秀珠曾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

在国内，检察机关立案查处重要涉案人，尤其是为她转移赃款的违法犯罪人员；在国外，对杨秀珠涉案资产发现一起、冻结一起。杨秀珠陷入了无钱可花、无人可靠、无路可逃的境地。曾经“死也要死在美国”的她，在四处碰壁之后，不得不选择撤销避难申请，回国自首。

“霸道”女官员终获刑：8年算多吗？

就杨秀珠案的判决而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秀珠的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杨秀珠主动回国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10月12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东省追逃办、省检察院扎实工作，“百名红通人员”第46号孔广生投案自首。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8人。

今年5月，中纪委曾统计“百名红通人员”归案40人的后续处置情况。在这40人中，已作出判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法院已审理但尚未宣判的有9名，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查的13名。

据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作出判决的人员当中，刑期最重的当属被新加坡方面遣返回国的李华波，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外付耀波和张清曌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赵汝恒被判十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钱增德和裴健强则都获刑三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归案方式不同，判处情况差异较大。与遣返、缉捕到案者的判决情况不同的是，被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刑期则相对较轻，多人为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中纪委在当时的文章中也提到，“充分体现了追逃追赃工作中宽严相济的政策，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归案的从重处罚。”

国际追逃追赃问题专家、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也曾对新京报记者分析称，从已被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来看，大部分都被判处缓刑，这说明国家的刑事政策对接受劝返人员宽大处理表现得比较明显，另外外逃人员接受劝返也是明智的，如果他们能回来配合调查，有利于案件真相查清，对其本身的一些指控也可以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