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家洗好的衣服随意晾在紧贴着监狱围墙的铁丝上,左手肃静,右手繁华。

­  熟客正递烟给陈学松

­  卞根琴似乎总站在霍山路、舟山路街口的那间奶茶铺里

­  陈学松在提篮桥监狱斜对面的弄堂口修鞋已经有30年了

­  庞大而坚固的监狱,与舟山路上的小餐馆、杂货铺相隔仅几米。天气好的时候,店家洗好的衣服就随意晾在紧贴着监狱围墙的铁丝上。左手肃静,右手繁华,竟能和谐共处,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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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外的汤包店:那个老太太过去每年中秋都来

­  不知道还有哪座监狱像提篮桥监狱一样,和市井生活离得如此之近。

­  深灰色的高墙之外,便是犹太难民居住过的欧式建筑、昆明路下海庙、舟山路菜场、石库门和现代高楼。庞大而坚固的监狱,与舟山路上的小餐馆、杂货铺相隔仅几米。天气好的时候,店家洗好的衣服就随意晾在紧贴着监狱围墙的铁丝上。左手肃静,右手繁华,竟能和谐共处,习以为常。

­  大墙内与世隔绝,但是监狱铁窗改造前,透过窗户缝隙,可以看到舟山路、昆明路拐角处一间小小的汤包店。蒸笼热气氤氲,或许在身陷囹圄的人看来,这就是人间烟火的缩影。

­  小店经营的是南京特色汤包,老板杨昌友却是毗邻南京的安徽马鞍山人。据他说,十多年前,家里有亲戚在南京一家酒店学厨艺,自己出来开汤包店后一炮而红。老家亲友纷纷投奔他,一个带一个,如今马鞍山人开的汤包店已遍布南京,并向江浙沪其他城市辐射。

­  16年前,杨昌友和妻子鲁秀琴来上海打拼,在提篮桥监狱旁落脚后,就再也没有挪过地方。“我们知道对面是监狱。不过上海的治安很好,我们觉得很安全。”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人气很旺。东大名路、霍山路上居民很多的。这里马路对面是花鸟市场,监狱周围全是一个个小摊位,卖花卖鸟卖蟋蟀,大家都知道。附近还有菜场、卖各种小百货的摊头。”

­  小店开在监狱“贴隔壁”,时常碰到犯人家属前来“咨询”。“有人来问:探亲在哪里?几点钟开门?我们就告诉他,昆明路上有个新岸礼堂。”杨昌友说。也有的家属会坐下来,在店里吃上一笼汤包,和老板聊上几句。

­  杨昌友记得,过去每到中秋节,就有一个老太太来吃汤包,对着监狱的铁窗,边吃边张望。来的次数多了,他才知道,老太太的儿子在监狱里服刑。“她说:我在这里吃汤包,也许我儿子能从窗户里看到我。”

­  “她是镇江人,每次都赶头班车来。一大早,店里还没什么人,我们就边干活边跟她聊天。”杨昌友说,“听上去她家条件很不错,就这一个儿子,可惜跟人家学坏了。”“我看她每次来都要给儿子带好多东西。”鲁秀琴有些唏嘘。

­  一连五六年,老太太每年要来几次。但是从前年开始,她没有再来。杨昌友心下有些牵挂,猜测说:“她家儿子应该出狱了吧。”

­  据说,许多犯人从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后,会沿着四周的老街道随便转转,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杨昌友的女儿杨红14岁就来帮父母干活,如今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她曾碰到过一个犯人,出狱的第一件事是来吃汤包。

­  “他说:‘小姑娘,我在上面看着你长大的。’当时,他一笼汤包都没吃完,就吃了一个。我问:‘你怎么不吃啊?’ 他说:‘我就尝尝味道。这汤包的滋味,应该是一言难尽的。

­  南京汤包讲究现做现卖,皮薄馅多,汤汁足。杨昌友夫妇有一手好手艺,价格又定得实惠,做的都是回头客生意,甚至还交到了外国朋友。“有个日本客人,我认识他十多年了。”杨昌友说,“他是个企业家吧,每年来个几次,住在远洋宾馆。”

­  客人从日本带来糯米、肉等原材料,请他做成汤包和烧卖再带回去。杨昌友说:“我不收他任何费用,他就每年带香烟来给我抽。”这样的你来我往,倒也恰到好处。客人曾邀请他们去日本开家汤包店,给出了几十万人民币的年薪。想来想去,一家人还是没有去。“那时我们在提篮桥才待了四五年,但是对这一带还是有感情的,舍不得走。”杨昌友说。

­  让一家人留恋的,是这里的人情味。杨昌友喜欢和店里的客人聊聊天。熟客们都知道,他的女儿刚刚出嫁,儿子正在上大学。“有的客人很长时间没来,来了就跟我们说:哎呦,我没来是因为拆迁,搬走了。他们对我们有印象,回到提篮桥,还是会来吃一笼汤包。”

­  城市在发展,给小店的生存也带来了挑战。现在,杨昌友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在附近找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店面。“由于城市管理的要求,店外面不能摆东西,我们这么小的地方,有点周转不过来。”

­  一家人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来干活,生意好的时候要忙到晚上八九点。“附近的易买得超市,我们一年也去不了几次,没时间。”但是一空下来,杨昌友喜欢上网看看虹口区的新闻。他说:“因为提篮桥是我们在上海的家,我们在这边没有陌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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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门口的小皮匠:在这里”做生活”,提醒侬做人要正规

­  绕着提篮桥监狱拐到长阳路上,马路斜对面的弄堂口常年摆着一个修鞋摊。“小皮匠”陈学松今年49岁,在这里修鞋倒有30年了。

­  他还记得,以前犯人家属探监在监狱大门西侧。有时他忙着手上的活,抬头可以看到家属在外面排队。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小毛头,在大墙外哭得特别伤心,引来好多人围观。原来,她的丈夫为了筹钱办婚事,竟然跟朋友去盗窃,被逮捕后关在这里。

­  “她讲:‘我只有24岁啊,等侬吃好13年官司出来,我的人生都毁掉了!女人当时凄苦的哭声,给陈学松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讲,在监狱门口做生活,也会一直提醒侬,做人就是要正正规规,不好做坏事体。”他修着手里的皮鞋,这样总结说。

­  陈学松老家在扬州江都,上海话却讲得十分流利。说起来,他差一点就出生在上海。解放前,他的爷爷奶奶领着三个小孩到上海来。爷爷是上海往返广州火车上的列车员,奶奶是日本人纱厂里的女工。

­  当时,纱厂女工赚了钱都去买黄金保值,他们却带着最小的儿子,也就是陈学松的爸爸做了别的投资。“后来投资失败,阿拉爷回乡以后再也没回过上海,上不上来了。”陈学松说。反倒是大伯伯和二伯伯当年留在这里,解放后进厂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了上海人。

­  1986年,19岁的陈学松跟着奶奶来上海,投奔住在提篮桥的两位伯伯。在这里,他遇到了老熟人。“公平路、长治路那边弄堂口有个修鞋摊,我一看,阿拉老早小学同学嘛!我就上去跟他聊了。他讲,侬修修皮鞋嘛好唻!”陈学松在老家的皮鞋厂工作过,有这门手艺。二伯伯的同事也帮着出主意:“阿拉弄堂口老早有个老皮匠,现在不做了。叫倷侄子摆到那边去好唻。”

­  就这样,陈学松把修鞋摊摆到长阳路138弄的弄堂口,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这“138弄”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弄堂。二战期间,它曾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犹太难民收容所。解放后,这里被改建成民居,不过老提篮桥人还是习惯称之为“难民所”。

­  陈学松在弄堂口一坐就是30年,修鞋的手艺日益精湛。有客人说,最厉害的是他能“治未病”,有次带了一只坏的鞋给他修,他却叮嘱另外一只“好鞋”也要修。客人半信半疑地把鞋子拿过来,他居然准确地找出了“带病上岗”的部位。

­  初春的午后,弄堂里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或是在鞋摊旁边闲置的椅子上坐坐,闲聊上几句。一个老太太推着手推车从弄堂里缓缓走出来,走到陈学松跟前,从车上拎出一个塑料袋递给他:“让侬过过老酒。”说罢,又慢慢地推着车回去了。

­  “这里老邻居真的把我当自家人。”陈学松说,“昨天阿姨问我:‘夜里厢吃点老酒伐?’我讲:‘有辰光吃点黄酒。’她也没响,今朝带吃的给我了。”

­  “小皮匠”年轻时就颇讨阿姨妈妈们的喜欢。“我往这里一坐,阿拉弄堂里人都讲:‘哦呦,噶小的小孩出来做生活啊。’老早阿拉外地人摆摊头,有辰光不允许,大家都相帮我讲话。”

­  邻居们看着“小皮匠”娶妻生子,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总喜欢热心地提醒、关照他几句。听说上海有蓝印户口政策,1999年,陈学松夫妇用省吃俭用下来的积蓄,加上亲朋好友的借款,在浦东花木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老公房。

­  陈学松的这项投资很成功。他说:“当时人家开玩笑讲:‘哦呦,侬自己是乡下人,买房子又买到乡下去了。’现在侬看,乡下伐?”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户口问题,儿子得以进公立学校念书,一路读到高中、大学,现在正在日本攻读研究生。

­  “房子买好一直租给人家,阿拉一天也没住过。侬不要讲增值不增值,主要是把阿拉儿子的命运改变了。”陈学松说,“我到上海来实际上机会蛮多的,就掌握了这一次机会。”

­  也有一些机会,他主动放弃了。曾有弄堂里的邻居看他为人正派,做事认真,邀请他去自己的公司工作。“考虑了一夜天,我讲:‘阿哥啊,我到侬单位里是坍侬的台。侬搞金融的,我一窍不通。我去,是帮侬拖地,还是做门卫呢?

­  陈学松感念邻居们对他的关照,还是本本分分做他的小皮匠。他所处的提篮桥地区在这些年里起了好多变化,随着城市建设,周围许多居民区动迁了。“老早阿拉提篮桥老闹猛的,现在冷冷清清。”他说,“阿拉这里人少了,皮匠摊头倒是一只也没少。我现在是等生活,不是做生活了。”

­  话虽这么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仍不时有人来找他修鞋、修拉链。有在附近上班的,也有搬迁到别处,特意回来找他的。有客人说,同样一双鞋,在浦东修要40元,来找小皮匠只要16元。

­  小皮匠很知足。“我认为我这样够了呀。侬要靠老客户,必须把人家的鞋子当自己的修,赚应该赚的钞票。人心态要好一点,上海滩上的钞票,给侬赚十辈子都赚不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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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路上的卞阿姨:从“厕所奶茶”到“阿姨奶茶”

­  继续沿着舟山路走到霍山路,59岁的卞根琴似乎总站在街口的那间奶茶铺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阿姨奶茶”却是提篮桥饮食圈里一块响当当的牌子。

­  有人慕名而来,在网上点评:“抽空去了阿姨奶茶的霍山路老店,大中午排队的人也很多。排到我的时候,阿姨竟然说:小朋友你要什么?哈哈哈哈哈!”也有老顾客留言说:“十几年的老店了,从初中开始喝到现在。以前没有门面,就是一辆推车在弄堂附近放着。我记得绿豆汤好像1块5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红了,然后山寨店到处都是。”

­  卞根琴在提篮桥长大,住在奶茶铺后面的弄堂里。她从小就知道,不远处有所很大的监狱,听大人说,那是“坏人待的地方”。但是,“怕倒也不怕,门口有人站岗的呀”。

­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肃穆的地方,周围却是极为热闹的,各种小吃、百货摊头比比皆是。卞根琴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奶奶就在霍山公园门口摆过摊,卖赤豆藕粉桂花羹和酸辣菜。因为这样的渊源,1992年,当卞根琴面临下岗的时候,家人提议:不如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吧。

­  刚开始,小摊摆在霍山路83号、阿哥家门口的院子里。那时,她不过才三十多岁。“想想有点难为情的,有辰光思想斗争交关辰光再出来。但也是为了生活呀,要抚养小孩嘛。”

­  卞根琴喜欢孩子,看孩子们放学,是她当时摆摊的乐趣。看到“流连街头”不肯回家的小朋友,她总忍不住关照一句:“侬快点回去,倷妈妈要等侬啰。”有的小朋友从霍山路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走回来,走过她身边,自己要不好意思地笑了。当然,有时也会“恼羞成怒”掼出一句:“侬把自己管管好!”卞根琴并不生气,现在回忆起来还忍不住要笑。

­  她喜欢听小朋友叫她一声“阿姨”。“有的小孩会跟我讲:阿姨!帮我加点冰水!”她忍不住又要笑,好像回想起了小朋友迫不及待的样子。“有些小孩好白相唻,老早钞票没噶许多,跟我讲:阿姨,一块钱我明天给侬,侬今朝给我先吃一杯好伐?”

­  为了这声“阿姨”,即使生病、下雨,卞根琴也会出来摆摊。“人总归有生毛病的辰光呀。我假使发寒热了,药片吃好,三四点钟一定要出来了。我想两个小孩要来吃的呀,倒不是讲钞票赚多赚少。”

­  起初,卞根琴只卖血糯米,装在泡沫塑料的“草帽碗”里,1块钱1碗。她说,选材和火候都有讲究。

­  等到天热,她开始做水果羹、绿豆汤。人家绿豆汤里放薏米,她放的是糯米,那是她小时候的味道。“老早阿拉附近有爿绿叶点心店,卖啤酒杯子装的绿豆汤。格辰光我发寒热,阿拉爷才给我吃一碗。这绿豆汤真好吃,里厢摆的就是糯米。”

­  再到后来,台湾奶茶在上海流行起来。“刚开始外头要卖十几块一杯,好像有钞票的人才好去吃。我也开始做奶茶,但是我卖老小的杯子,比一次性杯子还要小一点,只要1块5角。”她卖的奶茶不仅价格实惠,还创造性地把“看家本领”血糯米和奶茶混搭在一起,结果生意越做越红火。

­  说起来,“阿姨奶茶”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格辰光我摊头摆在弄堂口,旁边有个厕所。两个小姑娘喊我‘厕所奶茶’。我讲,‘厕所奶茶’多难听啊。小姑娘,你们下趟叫我‘阿姨奶茶’。‘阿姨奶茶’是这样喊出来的。”

­  两年前,上海街边忽然出现了一家家“阿姨奶茶专卖”,甚至在杭州、无锡也遍地开花。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小本生意被别人山寨,卞根琴也“胸闷”过,但要维权却难度颇大。

­  如今提起这些,她只是淡淡地说:“外头的阿姨奶茶侬要开,就去开,生意大家做。叫我一个人做,我也做不动。就是东西要做得好一点,卫生一点。”

­  因为常年露天摆摊,卞根琴落下了病根。“我现在脚不行,像刘欢一样的,股骨头坏死。我这是冷风吹出来的。阿拉姆妈讲,人老先从脚老,一点也没讲错。”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天站着招呼生意。

­  她安于在自己的铺子里日复一日,并不特别向往别样的生活。“不瞒侬讲,我是‘乡下人’,不大要出去白相的。”她自嘲说,“今年过年,阿拉儿子讲:姆妈,要带侬出去白相相伐?我叫他带我去南京路买了两双鞋子。看看南京路上红红绿绿的,也蛮好。我现在出去都是坐轮椅,平常基本不出去的。”

­  她的生活,所有的成就感,都围绕着霍山路上这间小小的奶茶铺。“我去动手术的辰光,长征医院一个小护士讲:侬只面孔哪能噶熟悉啊?我讲:侬奶茶要吃伐啦?‘噢,奶茶!’伊穷笑,认出来了。想想从刚刚开始摆小摊头,做到现在噶许多人晓得,我蛮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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