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文君

人睡觉说梦话并不鲜见,但对于在敌后做情报工作的英雄来说,这样的个人生活细节往往关乎大局。“后三杰”之一陈忠经自小就有这个对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险的毛病:爱说梦话!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同行。当时条件不好,两个人出差同住一个旅馆房间。陈忠经知道自己这个毛病会带来麻烦,甚至会有暴露的危险。所以,出差的那几天中,第一夜他以要赶写一篇报告为名,一夜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不能再以写报告为托词不睡了,他只好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不能真的入睡,时不时还要装出一点鼾声。可以想象,几天未眠,身体上、精神上是极度疲惫的。就这样,他三夜未合眼,白天还要正常工作,甚至还在宴席上喝些酒,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当然,这些痛苦,比起在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的随时可能暴露、牺牲的危险,只是小事一桩。只有拥有信仰的人,才有力量排除万难,到达彼岸。在超级特工的潜伏生涯里,时时刻刻面临命悬一线的考验和忠奸善恶的抉择,如果没有异常坚定、完全彻底、毫无动摇的信仰,随时会崩溃或者变节。

1941年的一天,要给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八办”)传递一个十分紧急的情报,但一时没有其他能够及时送达的途径,陈忠经和申健商定,只能冒险(而且有违他们不得与“八办”直接联系的规定)亲身“闯八办”。那天,西安大雨倾盆,陈忠经用一件斗篷式的黑厚雨衣将全身从头到脚遮蔽起来,在夜深人静之际,骑上一辆自行车,先在“八办”附近的街道绕了几圈,看清楚平时摆在附近的小食品摊(其实是监视“八办”的特务)都已因瓢泼大雨“撤岗”了,便骑到门口,看准前后无人,一个急拐弯进了“八办”的门。找到负责人后,几句话传达了信息,立刻出门,上车骑到大街上转了几圈,确定没有任何跟踪尾随,方才回家。

做地下情报工作,在事关重大而别无他途的情况下只能不得不“临机决断、冒险一搏”。有一次,陈忠经离开西安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一下,只见站台上两个校级军官带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字排开,一个军官说奉他们驻军团长之命,请他到团部有事相商。陈忠经早就听说过某位军人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传播他和熊向晖、申健是“混进来的奸匪”等等,但迫于胡宗南对此三人的重用,又不敢有什么动作。这次很可能想乘陈忠经单独外出之机,把他抓起来,甚至可能来个“先斩后奏”,然后假造出陈忠经到外县搞策反等等的莫须有“证据”报给胡宗南——若人已死,胡宗南也将无可奈何。

紧急关头,陈忠经当机立断,向前迈了两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个军官两个耳光,骂道:“你想造反吗?”顺手从随行副官手里拿过皮包,掏出一张公文说:“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要肃清共产党在我们部队里的影响。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已经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这时,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另一个军官给陈忠经敬了一个礼,把那军官推到后面说:“长官别误会,我们也是奉团长之命来请陈委员到团部里休息一下。要是您忙着公事,我们不敢多耽误您的时间,请上车,请上车。”陈忠经向那第一个军官骂道:“混蛋,混蛋!”转头向他的副官说,“我们走!回去向胡长官报告,要他们团长的好看!”上了火车,火车随即开行,这才长吁一口气。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后三杰”中,熊向晖是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年春天,由当时领导西安地区我党地下工作的曾三同志主持秘密完成入党手续。

陈忠经、熊向晖与申健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情报网。他们利用胡宗南亲信的身份,借助“研究书店”、《新秦日报》等为掩护,建立了全方位的情报网,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情报,及时准确地报告给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使得中央对西北广大战场的敌情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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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邓讲红色故事 编辑制作:吴从楠

一审:卢坤霞 终审:罗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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