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谟业 莫言，一直清醒

《讲故事的人》手稿副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供图

　　演讲或许是比小说更加清晰、直白的表达。就在《晚熟的人》出版前不久，《莫言演讲全编》(《讲故事的人》《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贫富与欲望》三册)上架，收录了莫言在过去25年来的106篇演讲，内容包括他的人生经历、创作道路、文学观念、社会和文化思考，以及一个作家所关心的一切，坦诚、幽默，而且深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舆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将莫言推至神坛，可是小说之外，阅读他的这些演讲，我们或许会发现，对有些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加冕。莫言一直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一个作家到底该关注什么、书写什么。

　　“莫言”和“高密东北乡”

　　提及莫言的文学创作，那必然要说到高密东北乡。

　　1999年10月28日，在日本驹泽大学的即席演讲《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中，莫言说，“高密东北乡”的字眼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它的第一句就是：“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从那之后，他的小说便多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了。

　　“那里是我的故乡，是我生活了二十年、度过了我的全部青少年时期的地方。自从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之后，就仿佛打开了一扇闸门。过去我感到没有什么可写，但现在我感到要写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奔涌出来。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另一篇小说的构思就冒出来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篇小说还没写完，几篇新的小说就构思好了等待着我去写它们了。1984年至1987年这几年中，我写出了大约一百万字的小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许多个人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

　　莫言毫不讳言，这受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我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我想，原来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原来连河里的热水与水边的踏石都可以成为小说的材料啊!”

　　在谈到成为作家的理由时，莫言也没有刻意升华。2000年3月，莫言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说：“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当然在我成了名以后，我也学着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那些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然，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还是在这次演讲中，莫言解释了自己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他喜欢说话，并因此给家人带来不少麻烦，忍不住要说话，可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自己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从此，管谟业成为了莫言，在文学的世界里行走。

　　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

　　莫言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几乎人人都在期盼和等待他的新作。201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先后刊发了莫言的一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一组诗《七星曜我》，以及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2019年，《北京文学》刊发了莫言的诗体小说《饺子歌》。

　　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后，几乎都遭受争议，无法满足读者期待的“惊艳”。实际上，“争议”一直伴随着莫言的文学创作。2010年4月17日，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的演讲《一个令人无法言说的时代》中说，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仅是书名就饱受争议，而且书的内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甚至被想象成了“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在其他演讲中，他也提到，许多人就《丰乳肥臀》给军队和公安部写信告状。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非好即坏”的人物形象，习惯了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好人和坏人，尚且无法接受人在时代中无力自控的命运。在他看来，“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迹，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2003年10月，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中，莫言提到了《檀香刑》出版后的舆论境况，“这部小说跟我的诸多作品一样，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喜欢的人认为它是一堆狗屎”，而争议的焦点便是其中那段酷刑的描写。“我在该书出版后，曾经接受过记者采访，劝诫优雅的女士不要读这本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优雅的女士读了这本书。她们不但没有做噩梦，也没有吃不下饭;反倒是许多貌似威猛的男士，发出了一片小儿女的尖叫，抱怨我伤害了他们的神经。”

　　莫言在演讲中解释，《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是必要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我想这样的描写之所以让某些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黑暗和残暴;这样的描写也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写作这本书时，我经常沉浸在悲痛的深渊里难以自拔。我经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多读者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开始阅读莫言，会发现莫言的文体变幻莫测，有时候诗歌不像诗歌，小说不像小说，比如小说《蛙》就采用了书信体加话剧的结构。2011年7月，莫言在日本京都的一次演讲中曾有过解释：“我对小说艺术的创新有一种近乎痴迷的追求。我总认为，一个精彩的故事，必须借助一个新颖的形式，才可能得到完美的呈现。”

　　2011年12月7日，在另一场演讲《文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中，莫言从另外的角度也谈到了他对创新的认识：“我们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在艺术创作中，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能够写出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如果为了图省事，图方便，那就只能写出重复自己或者重复别人的作品，而艺术一旦重复自己或者重复了别人，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忘掉文学奖

　　肯定有读者担心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里迷失，但如果听过或者读过他在各个公开场合演讲中关于这份文学荣耀的评论，就会知道，局内人莫言一直清醒，无论是得奖前，还是得奖后。

　　2013年4月2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莫言作了一次题为《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的发言。“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是一个问题。得奖之前和得奖之后，是否要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这也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难题。”莫言说。

　　很多人找上门来，希望他以“诺奖获得者的身份”说说话，帮忙做一些常规之外的事情，或者改变一些社会上的弊端。“我当然可以发声，但如果我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也会感到害臊。而且，写作也是一种发声，甚至是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地说几句话就能改变吗?”他认为，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是写出好的作品。

　　在莫言看来，一个诺奖获得者如果乐意利用“那点虚名”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自然是好事，若不乐意也不是犯罪，但如果一个作家因为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就自以为可以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甚至横行法外，“那就不仅仅是浮薄，而是混账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能有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我认为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愿望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