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孙立哲

凤凰专访《我们一起走过》

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文/阎阳生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孙立哲(左)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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